2009-2-26 8:11:23#@#$#
记者手记
记者这次采访发现，所访农民普遍流露出对自身权益保护缺乏足够重视的倾向。即使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鲜有了解。农民更注重当下利益，而对更远一点的自身权益的保障缺乏关心和警惕。
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最头疼之事。山东省平原县委副书记李安义说，我国之所以产生农民工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太弱。农民被逼无奈，才出去打工。
国家千方百计实施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农业。但相对于九亿农民，这只是“杯水车薪”。农专合的好处，在于可让农民、农业产生“造血”功能。农业强了，农民才能不离乡不离地、心甘情愿务农。合作社在让农民尝到“抱团”致富的“甜头”、给农村经济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更让人们对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和控制把关方面的作为心生希望。
本报记者 韩乐悟
或许因为在北京地铁打过工，34岁的朱金勇一副见多识广、颇多主见的样子：“不签合同可不敢干”，“地不流转，转出干嘛？”
朱金勇家住山东省平原县恩城镇郭杨村。2007年年底之前在北京打工。2008年开始在家种起了花生、小麦等。
“在外面打工一年净剩五六千，去年种的十八亩花生收入一万多。还有别的收入……”2月23日中午，站在村头，朱金勇对记者算他五口之家的经济账时，还不忘“钱”以外的东西：“差不多就还是要在家。一个人在外那不叫日子。”
朱金勇说的“合同”，是他与三安华农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下设的花生合作社签订的。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县，平原在多年探索以粮食协会为平台进行订单收购优质小麦的基础上，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已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0多家，发展社员4万余户，涉及种植、养殖、加工等多个领域。
合作社在让农民尝到“抱团”致富的“甜头”、给农村经济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更让人们对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和控制把关方面的作为心生希望。
农民不见利益不会加入合作社 在人民公社悄然解体几十年后，“农民”、“合作”两个词从未像今天这样高频率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农民增收、农产品供应链的创建与发展等等，都离不开农民合作组织似已是全社会共识。而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更让有识之士看到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控制把关上发挥作用。
然而，有多少农民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怎样才能吸引农民自发组建、加入合作社？政府强制命令“拉郎配”既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这样组建的合作社也难免因缺乏“原动力”，有其名无其实，鲜有发展生机。
平原县委副书记李安义说：“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加入合作社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农民朱金勇试验种植花生的过程，诠释了这一点。
去年，合作社在利用北京三安科技集团的生物科技成果试验推广种植三安(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三安全”)花生时，朱金勇心里直打鼓：合作社要求种植过程不用化肥农药，产量能保证？现在的地离开化肥农药还能长出东西？在外闯荡多年、有些法律意识的朱金勇直到与合作社签订了合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份合同规定了三个关键点：一是合作社包价。合作社收购花生时，每斤要比当年市场价高出10%；二是合作社包产量。产量定在当地普通花生的90%，如果最后产量不足90%，合作社给社员补齐。三是所用生物肥料、种子等投资全由合作社负责，农民每亩只投入三方土杂肥。
虽然“这事儿好得让人不敢相信”，朱金勇还是凭着一纸合同，大胆试了起来。等到一茬儿花生下来，朱金勇一看，“产量还不孬”，每亩650斤，比普通种法一亩还多收50斤。按每斤2.7元算，一亩多收130多元。再加上每亩少投的150元化肥钱，相当于每亩多收280多元。
在平原，经过示范，农民开始跃跃欲试的并非只有花生种植。据平原县三安华农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会长高洪星介绍，该合作社下设小麦、玉米、花生、蔬菜、养鸡、养猪六个合作社，截至2008年年底，入社社员2.95万户，占全县总农户的近三分之一。由于激励机制驱动，去年下半年以来，先后有453名返乡农民工投入到三安农业生产中。
小麦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刘旭辉告诉记者，合作社12500人，去年计划种植小麦10万亩，结果因肥料不足，种3万亩。现在要求加入进来的人很多。
站在自家刚刚返青的小麦田头，56岁的农民田殿升告诉记者：“现在从返青麦苗的密度看，今年小麦长势应该不错。往年麦苗返青、拔节和麦黄时一般要打三次药，今年不用了。今年村里要推广西红柿，我就加入。”
“托牛所”启示：农村体系自身监督 我国农产品质量难以控制，与农民一家一户的“小农种、养殖”密不可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使合作社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关系，不仅能较好地保障每个生产能按照标准进行，相互之间还可建立一种监督机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
有专家指出，要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行政监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农村体系内部自身监督的作用。这种监督成本少，效果明显。
仍以上述合作社为例，在农产品质量保证方面，合作社在提供“产量保障”后，要求所有签约农户按照试验示范的操作规程细则操作，不得有任意的技术性改动。在农作物生长期间，严禁使用化肥、农药及化学添加剂。
高洪星告诉记者，从试验的情况看，农民很听话，极少有违章操作。加上合作社有监督，效果较好。在生产过程中，每个乡镇配备农业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本辖区的技术指导，从施肥、耕翻、播种到田间管理，全过程都无偿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确保农民所生产的产品符合三安技术标准，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实际上，技术反哺农民，也是合作社实施的激励措施之一。”高洪星说。
在平原采访，记者所到之处，政府部门、提供技术的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及社员农户，都反复提及“安全”二字。在西红柿种植大棚中，有人称“这已是六十年代西红柿的味道”；在各种场合的情况介绍中，“产品经过北京进出口检验局检测，均达到无农残、无药残、无化残，重金属含量只是国家有机食品的十分之一”等权威机构检测结果被反复提及。
采访期间，记者还听到一个有趣的名词，那就是平原的“托牛所”。
据李安义介绍，三聚氰胺事件后，该县县委县政府与畜牧部门商讨生鲜奶质量安全把关对策，“托牛所”应运而生。
比起那些日托、天天回家的幼儿园，“托牛所”可谓“全托”。“托牛所”的牛，严格按规范科学饲养，统一饲料、统一挤奶，不仅避免了一家一户散养时许多人为、不可控因素，还提升了奶牛饲养水平，提高了奶品质量。
此前有关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奶业之所以发生三聚氰胺事件，最根本的原因是奶业链条中的多利益主体。我国应最先成立的是奶牛合作社。在一些发达国家，奶牛合作社成员在卖出原料奶时获得第一次收入，而在奶制品加工销售之后，还要获得二次利润。这就使奶农与奶品加工企业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主体。奶品质量及销售直接影响奶农收益。而平原“托牛所”只是合作社的初级形式，奶农进入奶品深加工并从中获益应该是下一步。
记者了解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在引导、支持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近6万个，已占到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一，登记成员77万余户，农民成员占登记成员总数的96%。相关调查显示：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成员年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农户高20%以上。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自主商标约27000个，约3000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取得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三品”认证6420个。
但总体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扶持措施还有许多没有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虽然大部分合作社制定了章程、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等必要机构，但有些还流于形式，合作社产权不明晰，财会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不健全。农村普遍存在的金融服务缺位现象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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