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评》：由消费券的发放透视拉动内需

王吉绯谈由消费券的发放透视拉动内需

　　主持人：既然您刚刚说日本既然最早就有发放消费券的前车之鉴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目前两个担心，包括乘数效应等等，目前有没有解决办法？

　　王吉绯：解决办法是有的，就是我们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消费券不像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改革措施，我们的很多改革措施是中国特色，中国独有的，也就是说外国不用这个，比如说股份制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国内要讨论很长的时间，可是在国外就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是国外的经济理论，或者说西方的经济理论，有一种传统的误区或者叫偏见，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当中投资、储蓄、消费这三件事情，投资是有回报的，储蓄是有补偿的，储蓄的定义或者利息的定义在西方有一种定义就是说，利息是储蓄的一种补偿，一种储蓄行为的补偿，或者说你放弃了消费而选择储蓄的补偿，可是我们说消费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奖励的，在理论上消费是天经地义的，反正你要消费，不用管你你自然就会消费，当然这是在当年产品短缺的时代做出来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现在其实我们是笼罩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下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就是我们的需求不同了，需求变成一个稀缺的资源，所以首先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说，要在理论上给你消费奖励。

　　主持人：哦，消费必须要奖励。

　　王吉绯：对，要不就不合理了，为什么你投资就有回报，你的储蓄就有补偿，我的消费没有奖励呢？在消费有奖励的时候，拉动内需也好，刺激消费也好，不能凭空的，要拿一个东西跟他交换，拿什么交换呢？就要给予奖励。

　　主持人：刚才您已经说到奖励了，您刚才谈到这么多让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让他们持消费券去消费，因为奖励他们才会去消费，但是我们现在也想弄明白，既然给予奖励，由谁来给这个奖励买单？

　　王吉绯：这个问题非常好，作为奖励来说政府给弱势群体发一百块钱的消费券，不跟他要钱的，因为我们扶助弱势群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毕竟是白给，那还奖励什么，本来已经是超大奖励了，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是不可持续的，至少量不可能无限大，不能一直给下去，或者一直给很大的量，这会有问题。奖励，实际上我们以往发消费券，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只有两方，一方是发放方，政府对应的是公共财政，支出方，一方是受益方，就是消费者。这个消费券在哪使用了？在这两方以外使用，不是说政府给你消费券拿到政府使用，不是这样的，拿到第三方使用。

　　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消费券讨论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争议，可是有一个群体是特别热盼消费券发放的，这个群体就是商业企业，你去调查任何一个商业企业，说我们现在政府发放消费券好不好？他说好，太好了，马上发。这里面要注意，为什么商业企业认为要发呢？因为他是得利者，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种受益甚至比消费者还要受益，所以他欢迎。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到楼下某一个小餐馆吃饭，我和这个老板说今天我要吃一千块的饭，明天还要吃一千块，后天还要吃一千块，老板说好。那消费者还会有下一句话，你要给什么折扣？所以餐馆老板说，你明天要是来我给你打八折，一定有这个好处，打八折就是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就是奖励确定消费的比率，而消费券恰恰是把我们这个消费确定化了，就是固定下来一定要花掉，我们一定要花掉的交易对手就是商业企业需要给出一个折扣。这个折扣就要提到，以往我们发消费券的时候，比如成都发消费券，成都发消费券是一个工具上的创新，工具上的创新就是说以钱的财政补贴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发现金，就是给老百姓一百块现金，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个方式就是发米、面、油，就是发实物，发现金和比发实物各自有优缺点。发实物的优点是，政府要发3700万，将近4000万的大米，政府发大米的时候是零售价100块一袋，可是现在说发大米有一个缺点，我要想要油怎么办，要想要面怎么办，实物没有流动性，或者说没有选择权。他的好处是有优惠，但是坏处是没有选择权。可是作为老百姓来说，既然你要选择权政府就发给你这么一个凭证，当你消费券分给一百一百的钱来说，你去买就只能按一百成交，不能按99成交，换句话说无论发现金和实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能说要发消费券把那个折扣拿回来，就跟我们的企业来说，你们愿意不愿意给消费者的这么多的规模需求，如果你愿意要这么多的规模需求你就把相应的超额利润给出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给出来的这些不会有消费膨胀。这样我们发简易性的消费券，财政给一点，商家让一点，老百姓自己掏一点，就是变成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式，三方共赢的方式把消费券的工作做好。

　　主持人：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明确了现在奖励的消费券到底有什么特点，而且应该怎么操作，落到实处。我们也知道推进农村消费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特别重点的话题，现在我们看到新闻也留意到了推出了系列的措施，像“家电下乡”“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汽车下乡”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不知道王老师对家电下乡等等这样的措施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吉绯：家电下乡的推出是很好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是在我们以往的对农村的补贴和启动农村市场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创新和尝试，创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给农民，比如说国家制定一个政策，比如说补贴化肥、补贴种子，甚至补贴农村的教育、医疗，我们采取的基本做法是普惠制，就是按人头把钱拿给你去用就行了。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如果在启动农村消费的问题上，比如说具体启动农民买家电的问题上，要是按传统思路，政府扩大财力发彩电，但是后来发现不行，我们发不起，要发的彩电太多了，那要按以往的传统思路不发了，要发就普惠制的发，要不就不发，就是说一种传统的像以前消费券一样的道理，就是政府全额买单这样的方式。而这次的家电下乡不是，家电下乡是说政府出13%，政府补贴13%，农民要自己掏87%，又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补贴13%，不是说筛选，说某些农民给，某些农民不给，只对买家电的农民给，就是说大家是公平的，没有不公平，不是说我只给这个农民，不给那个农民，而是说对所有的农民朋友，只要你愿意自己掏钱出来，87%掏出来，然后我另外13%政府补贴给你，这样等于说你就便宜了嘛，而且是一种补贴。政府这13%是什么呢？是一个杠杆，就是说我们财政资金是有限的，财政资金这个有限就需要我们去启动、撬动和带动消费者来消费，其实家电下乡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奖励消费的思路。这个奖励消费思路就是10%的大米和这13%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来奖励你，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家电下乡也报出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首先农民觉得限了产品，比如彩电2千块以下，冰箱2500块以下，品种选择又相对没有那么丰富，我只可以买这个以下的，不仅是这个价钱以下的，而且这个价钱以下还得给这个品种中的产品。

　　主持人：为什么要限制呢？

　　王吉绯：这个限制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每个政策设置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总是说这个政策有哪些问题，但是政策的设计者遇到很多困难的，因为初衷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要保证公平，就是说我要确保这个产品没有问题，而且意识到的就是大多数人要买2千块以下的，所以设置了这个要求。另外要买一些专指的产品，初衷是好的，但是结果造成选择权降低了。选择权降低了又出了新问题，这些问题我也问了很多记者朋友，就是大家认为如果发消费券特别好但会有一个情况，会有黄牛党来倒这个消费券，可是大家觉得是这样，一有黄牛党很不好啊，消费券被倒了。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据我所知家电下乡产品没有被倒，可是农民，不是说倒是不好的事情，作为农民来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是我们每个农民都可以买一台彩电、一台冰箱、一个洗衣机、一个手机、一个电脑，我们每买一台就可以便宜13%，相当于市场售价便宜13%。既然便宜了13%，现在据我所知农民第一没有买全，既然允许我就每样买一个，我自用一个，其他的都倒出去，比如我87折买进，以9折卖出去，这样我还赚了。这个问题引申下去就有问题了，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制度设计，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只能规定我们买特定的产品，农民现在的呼声就是，政府应该让我们买任何市场上合法的家电都可以有这个优惠，都能补贴13%。新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说我是比较富裕的农民，我不买2千的彩电，我买8千的，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买8千的人政府补我13%，我买2千的政府也补13%，相对来说越富裕的农民补贴的越多，越穷的农民补贴的越少，这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干脆给农民发一个固定的额度，我们从相对比变成绝对比，就是说原来是补你13%，现在是给你发一个固定的票证，这个票证规定是1千，你买2千的彩电等于打五折，你买2万的等于打9折，农民自己选择，这样问题就好办了。可是这样又发现一个情况，这1千块变成了家电券，就等于是消费券的一种，所以这种方式证明奖励消费券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现在很多政策确实在创新方面做的很好，成都做的消费券是工具上的创新，以前没有，但是工具上创新了以后没有带动优惠率，就是一百块不能当一百一十块来花，有瑕疵，或者有改进的必要，我们的家电下乡特别好，我们自带优惠率，13%，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券，所以我们结合起来，就是发券和优惠率结合起来，这样家电下乡可能做的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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