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公共服务问题比发消费券更实在

　　[主持人]咱们的改革领域还是包括各个方面的。

　　[迟福林]这是我最近两年一直在呼吁的事情，我在这里也可以讲几个例子。我到过西部农村去做过调研，看到那里。比如什么是现代农民重新陷入贫困的首要因素，比如说因病致贫、返贫能够占到新增贫困人口的70-80%。再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教育的不公平、不平等，在我们的收入分配中能占多大比例呢？能占到20-25%，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了。第三个例子，这几年中央财政对城市养老保险补贴至少有上千亿元人民币，可是到今天为止，农村的养老保险我们还一分钱没有投，但我们今年准备推开这件事情。

　　[迟福林]我讲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正如刚刚我所说的一句话，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资力度很大，在有些方面的制度建设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进展。

　　[迟福林]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社会发展阶段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我把它概括为由过去大家要解决吃饭的问题、穿衣的问题这样生存型的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在这个阶段，比如人的受教育程度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旅游问题，这些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发展型的消费开始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了。

　　[迟福林]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加大了，这个公共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基本公共服务，而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虽然有进展，但是和阶段性的这种要求相比还是显得不相适应，甚至是还严重的不相适应。

　　可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适应阶段发展需求，尤其是公共需求转型的现实需要尽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才能够有利于扩大消费。

　　[迟福林]比如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大家对未来的预期还看不清楚，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不清楚的情况下，即使中低收入者有一点钱他们也不敢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是难以改变的。更何况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

　　[迟福林]因此，在这里我也要强调，要重在扩大内需，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这个制度建设第一就是我们要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城市和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有差距的，甚至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但是制度安排是不同的，这样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安排是严重制约农村消费力的提升的。比如农民工进入城市十年、二十年，对城市现代化做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农民身份，他的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公共就业的培训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这套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迟福林]第二就是我们有条件要建立一个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例如公共基本制度服务安排，比如现在的公共医疗，未来三年我们要用8500亿的投资力度来解决“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医疗”的目标，这就取决于公共医疗体制机制的建设。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与此同时，我们才能够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因此，最近这半年多我也在提出自己的这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四万亿投资当中要明显地向民生方面进行倾斜。与此同时，还应该推出在改善民生、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上四万亿或六万亿的计划。由此才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预期，由此才能真正地使大家能够放心地去消费。而且，也能够实际地拉动消费。

　　[主持人]说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我们知道我国有7亿多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但现实情况是农村消费长期低迷，我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才能在农村消费大市场上取得突破？迟院长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呢？

　　[迟福林]这个数字特别令人深思，一方面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最近这些年农民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也比较明显。就在农民收入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村的消费水平一直低迷，甚至还有所下降？甚至形成了一个逐年下降的态势，这确实是值得很好的深思和研究的。我的看法是，我们要拉动农村的消费恐怕最关键的就是深化农村改革。比如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几个例子：

　　[迟福林]第一，尽管这几年农村的收入水平明显增加，但总体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在逐步扩大的。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大概不到两倍，在八十年代中期大概是1.86倍，而现在到2007年、2008年初我们的差距达到了3.3倍，如果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因素算进去的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我们做了一个计算，大概达到了5倍到6倍。这样一个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说严重地抑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迟福林]第二，农民财产性收入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太低。去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想这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看有的学者提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农民收入水平的3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占他总收入的比例太小太小。

　　[主持人]城市居民占据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迟福林]这个我还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肯定是会明显高于农村的。所以农村的这样一件事情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在加快农村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包括宅基地和他的房屋，如何提高，或者明显地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迟福林]第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长期缺失，这些年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有了进展，到今天，我们中央政府还在农村的养老保险上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城市养老保险的范围不断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这两年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还有所减少。因此，我们要把全世界都很关心的，有7亿多农民的这样一个大市场启动起来，必须进行农村的综合改革。比如通过对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再比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明显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基本的、有保障地享受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要综合推进这些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迟福林]未来，我们要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农村这块大市场真要启动起来，恐怕深化农村改革是一个最重要的、最有作用的办法。

　　[主持人]这也是大势所趋哈？

　　[迟福林]是这样的。

　　[主持人]不光是农村，很多城市也采取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刺激消费，不知道这样的形式在迟院长看来是否真正能刺激消费呢？

　　[迟福林]最近也有记者不断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有两句话：一句话是一些地方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应对危机，化解现在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消费低迷状况的办法，我想这个办法在短期内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是我来做这个决策的话，我想政府如果能够集中一笔钱，集中财力把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解决好，可能起到的作用比消费券还大，会举一反三。

　　[迟福林]有人说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说你如果能把这些钱集中起来，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他就会给人们一个很好的信号，这个信号不仅是使人们心里有了一个信心，而且消费的预期也可以解决了。因此，把政府的钱，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的钱也好，如果能够集中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上，既可以解决短期的困难，又可以解决长期发展的矛盾。

　　[主持人]更何况这个惠及面是相当广的。

　　[迟福林]对，如果我是决策者的话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网友“行者：]很多网友都说恢复旅游黄金周以刺激消费，迟院长怎么看待呢？

　　[迟福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的新阶段，包括旅游在内，这也成为了这个阶段消费的主要形式。因此，我的倾向是“旅游也是我们的消费热点”，但是现在可以研究一下，是以黄金周的方式来形成旅游的消费热点有作用还是用其他的鼓励人们去旅游、鼓励人们去休假的其他的制度安排来进行更合适呢？这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迟福林]旅游黄金周涉及的人数很多，但是更多的涉及到中等收入群众或者低收入群众大家有没有能力去参加这个旅游黄金周，如果要使旅游黄金周搞得更广泛、效益更好，更能做一个启动消费热点的制度安排的话，仅仅是旅游黄金周我想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出台一系列能够形成旅游消费热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主持人]迟院长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有网友说，金融危机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声音变小了，请问迟院长，如何在这个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让他们敢消费愿意消费，从而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今天上午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谈到，要明显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在整个分配中的比例。应当承认，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是滞后的，一个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水平中的比例是不高的，甚至还有降低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迟福林]二是我们的分配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垄断行业，按照有的专家统计，垄断行业的职工人数只占全国行业的8%，可是他们的工资总额占全国工资的多少呢？大概在55%左右，8%这样的人群占了工资分配的55%，可见我们的分配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迟福林]所以，无论从体制来看还是现行的分配现状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应该成为我们扩大内需、形成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的一项重要、重大的改革措施。

　　[迟福林]但我们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有多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总理谈到的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二，除此之外，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力的供给还是在无限增大的，农村还有几亿农民要进入到城市里来，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主要矛盾是要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怎么来缓解？我很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中的明显作用。

　　[迟福林]如果真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惠及13亿人，可以明显地缓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我们既要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比重来做起，也需要我们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