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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2009年全国两会报道_华晨特约 > 2009全国两会嘉宾访谈

迟福林: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要特别慎重

  资源价格改革为产业振兴打下市场基础

  须下决心加快建立农民工基本社保制度

  [主持人]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并通过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产业调整和振兴中我们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改革,防止在产业振兴规划中出现新的“国进民退”?

  [迟福林]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正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要加大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力度。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一方面需要靠政府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改革研究者,我更重视于制度的安排对于十大产业振兴发展的一些重要作用。

  [迟福林]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十大产业要振兴,第一必须要建立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像今年整个国际市场情况比较好,我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我想在今年上半年会有一些重要举措,今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资源价格改革的问题,这就为十大产业振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

  [迟福林]第二最重要的,十大产业要振兴关键的两件事:打破垄断;加快发展国民经济。打破垄断后十大产业才能增加新的活力,打破垄断后民营经济、社会资本才能进入,这就会把政府的投资和社会的投资相结合,这样就会把国有部门的积极性和社会的积极性相结合,形成一种合力,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十大产业振兴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

  [迟福林]更何况,在十大产业振兴中我们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它对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还会有很大的办法。但在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我建议下一步我们在加大十大产业振兴的同时,我们的振兴恐怕还需要向第三产业(服务业)领域发展,现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九个都是第二产业,只有一个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下一步随着十大振兴产业的实施,我想相关服务业的振兴规划也会陆续推出来。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很多农民工,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农民工都失业了,那失业后他们应该考虑留在家乡务农还是继续进城找工作呢?

  [迟福林]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我们要看到一些农民工在城市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的制度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了。另外就是农民工中80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青年农民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也越来越有城市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返乡一是和春节相叠加;二是迫不得已,实在没有办法,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到城里来,尽管在城里还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到城里来找工作。

  [迟福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一是要千方百计地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要发展民营经济呢?这对于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二是当务之急就要把这些农民工(失业的农民工)尽快纳入城镇失业公共服务体系,国家不需要拿100亿、200亿可能就能解决上千万农民工的就业培训问题,这对农民工再就业也有着重要的帮助,我想这件事情可能会有突破,而且今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这样的内容;三是我们最关注的,也是我一再呼吁的就是能不能在反危机的背景下尽快破除农民工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迟福林]我们的办法都有了,比如解决教育问题,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今天也提到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走到哪里他们的子女教育都能解决,这样的办法都有了。但是有了办法我们需要的就是下决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加快解决农民工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迟福林]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我认为更是当务之急。

  [主持人]那迟院长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迟福林]我的建议也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几项:第一,中央政府如果有200亿,能不能拿出200亿解决上千万农民工的公共就业培训问题;第二,能不能尽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第三,要使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尽快和城镇对接起来;第四,中央政府从今年开始要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我们首先是否可以把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解决。我们城乡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农民工身上,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把这个问题突出了,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同时也需要政策出手要快、力度要大,把过去2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两年是不是可以解决了?我想现在的条件成熟了,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网友“农村老人”]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1亿,但是这部分人群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极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这一特殊人群如何改革才合适呢?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现在农村的老龄化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我了解,今年国家将在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出一部分、农民自己出一部分来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过去农村的养老保险基本上靠农民自己交费,所以他们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我想从今年开始,中央政府拿一点、地方政府拿一点,农民掏一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

  [迟福林]而且政府一块又随着财力的增加也会不断地提高他的比重,这也就会比较好地建立一个适合我们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这也就解除了农村老人的后顾之忧,这件事情我想今年会有一个突破。

  [主持人]我们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迟福林]对。

  [网友 “何可”]您好,迟委员。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区发展不均衡,对于扩大内需的影响?那么同样的,扩大内需的措施是否城乡有别?区域有别?

  [迟福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刚我们话题里面也涉及到了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特别明显。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想改变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甚至是尽快改变、明显改变,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完全改变它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很小的。

  [迟福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要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第二,我们一定要逐步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其实,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的区域差距中70-80%还来源于城乡差距。比如贵州省和上海比,贵阳市和上海市的差距远不如上海市的郊区农民与贵州省农民这样一个过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的区域差距更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差距上。

  [迟福林]所以,我们在今天解决区域差距一方面要实施一些区域发展战略,在这方面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如果我们真能把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个大文章破了题,并且能够尽快发展,不仅对于我们启动内需,而且对于区域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重要的影响。

  [迟福林]城乡一体化近两年看到在重庆、成都都有了一些很好的综合改革试点,在我看来城乡一体化需要一些综合的制度安排,还回到我的话题上了,就是真正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还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我一再强调这个均等化不是一个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水平要提高,但是制度更要统一。

  [迟福林]如果说我们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我想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如何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像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到2020年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明显提高,在这方面有制度建设的问题,有财政投入的力度问题,我们恐怕需要在这方面想办法、找出路。

  [主持人]刚才迟院长提到,释放农民的消费需求应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但是现在在城市当中新兴的中产阶层能否成为“救市”的主力之一呢?从改革的角度能不能谈谈迟院长您自己的建议呢?

  [迟福林]这个问题好,中改院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改革研讨会。会上有一个社会学专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比较“温顺”的中产阶层不变成一个“愤怒”的中产阶层。我把中产阶层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他们虽然在我们的社会群体中不占20%,有人说是15-16%,有的说18-19%,但是总体上不超过20%,而这部分人群是在现阶段,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从消费群体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群体。

  [迟福林]所以我们在注重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的同时,一定要想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能够稳定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使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一个好的预期。比如说现在我们房市的稳定问题、股市的稳定问题,都和中等收入群体直接相关联。今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谈了楼市的稳定问题,也谈到要保证股市的稳定问题。这样就能使我们的宏观政策的调整有利于楼市的稳定、有利于股市的稳定,这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是有直接联系的。

  [迟福林]第二,我们更要多方面地采取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来不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想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要明显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使他们的比例能够不断扩大,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主体力量,也就是使我们的社会开始向扁平化发展,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我现在还没想好,还缺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稳定和发展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应当是我们作为改革研究者们需要尽快研究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也期待尽快研究出这样一个结果。

  [网友“海子”]您认为扩大内需是阶段性的举措,还是标志着中国经济“方向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扩大内需”和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关系?

  [迟福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谈到,我们要从更广阔的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发展方式的内在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短期困难和长期矛盾也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谈到,我们有短期政策调整的问题,更有中长期解决我们发展方式的问题。

  [迟福林]我们的发展方式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过去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一直比较低,甚至还有走低的趋势,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到了一个以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新阶段。无论是基本国情还是发展阶段所提出来的这些要求来看,我们都到了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关键时期,这个转型就是从过高的投资比例、过大的依赖外需能够转到以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的发展新路子上。

  [迟福林]我们所有的政策和体制都应当围绕这样一个目标去考虑、设计,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能够朝着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去转变。所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既是一个短期的急迫任务,但是更是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因此它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他是一个方向性、趋势性的战略性的大问题。

  [迟福林]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也有一个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关系。正如这位网友所提到的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经过几十年,甚至有人提到,多少人辛辛苦苦、流血、流泪、流汗换取的对外的市场绝不能够轻易丢掉,我们扩大内需也有一个稳定外需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个扩大外需的问题。第二,我们现在有人提出来能不能把外需的一部分转为内需,现在看来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有一部分外需转到内需可能还有他的不相适应性。所以今天我们强调扩大内需,一定要看到要有一个稳定外需甚至扩大外需的问题,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一个阶段性的情况,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是,我们一定要如总理今天《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在对外开放中赢得我们的空间,还是要坚持以扩大内需、国内需求为主,同时稳定和扩大我们的外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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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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