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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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民营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盈利水平下降,不少企业甚至破产倒闭。民营企业陷入困境的核心问题是融资困难。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民营企业融资“难”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妥善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带着这些问题,3月13日,大洋网、广州日报、搜狐网联合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教授。
专家称让困难民企缓缴社保不是好办法 贴息更好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没有融资空间挤占矛盾
主持人:4万亿的投资多投给了国企,与民企所承担70左右%的就业,50%左右的GDP不相称,另外两年4万亿的投资,是不是可以说进一步挤占了民企融资的空间?
刘迎秋:说“挤占”不太准确,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可能更恰当。但是,一定要看到,在中央明确提出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背景下,4万亿中已经投放的1万多亿首选和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特别是投向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电力等带有更多公共性基础性的国有企业,既与这类投向有助于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有关,也与这类投向在操作更易于实现中央提出的“快、重、准、实”的要求有关。而很快将这些投资投向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则在操作上存在一些实际困难。
比如,民营中小企业资产规模较小、企业融资抵押担保等信用能力较低等。当然也有现行体制下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投资机制不健全的问题。问题是,进一步往后看,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已经投出了一万多亿,后面还有近三万亿待投。我认为,剩下的这3万亿,在投向上要较大调整,要从过于偏重直接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更多地将其用于技术改造带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带动需求回升、需求回升带动经济回升的投资领域和项目上来。
这种调整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就是减少直接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融资性的间接投资,其重要实现形式是给予技术改造、技术升级企业的贷款需求以贴息支持。也可以设计一些给中小企业直接投资的项目,但通过这类贴息,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支持,更便于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
在贴息支持方面,还可以考虑在人力资本改进和提升方面有所作为。比如,可以多给婴儿、幼儿教育领域投资贷款以及青少年教育、基本国民教育、国民职业能力教育等领域的投资贷款以更多的贴息支持,也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甚至应当考虑和启用对这些领域给予更多的直接投资支持,以实现这些领域各项事业的更大发展,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除此以外,在投放方法上和方向上还可进一步改进。比如,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规模、增设其他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基金,等等。
总之,如果能够从多方向入手做出更加科学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投资支出和机制安排,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比翼齐飞、共同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和渡过危机,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所谓“国有企业投资挤占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疑问了。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主持人:说到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一是贷款。现在总理、银监会主席等很多官员都说过要支持民企,要银行支持民企贷款,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银行拿出具体的政策来。您能否有更好的办法或建议?
刘迎秋: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国际性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一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规模较小,信用能力较低;二是因为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能够做为贷款抵押的资产规模也比较小;三是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通常不如大型企业严格,与银行进行风险监控的要求不对称,增加了银行实现贷款的困难。还有一点,就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较小,贷款的组织成本就会相对较高,从而产生商业银行因贷款利润相对较小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的倾向。
怎么解决?办法很多,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更多地发展地方性、区域性、甚至县域、乡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第二个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工商企业商会、协会等自律和互助组织,通过这些民间组织开展自律和互助,在加强对融资企业财务进行自律与监管的同时,实现这些组织成员间的融资要求,并由此规范原本无序的地下金融和民间借贷行为与活动。
当然,对于民间组织互助基础上的融资行为,既要强调自律,也要强调监管。在监管上,政府和民间组织都有其功能和作用。不要指望什么事情都只能政府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事情要通过市场来做。要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和组织自律,达到约束和化解风险、融通和改进企业经营的目的。
去年年中开始出现的民间借贷成本利率崎高,最高的甚至达到年息180%,既反映了我国企业融资主渠道存在较大的问题,也表明我国企业融资辅渠道不健康。我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我国出现的中小企业贷款难,不能笼而统之地认为是银行的问题,也不认为将来就不存在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了。
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一是要靠商业银行更多地改进其经营和贷款机制,二是要靠中小企业更多地提升自身信用能力,三是要靠更多地发展符合中小企业需要、更能够接近和了解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从而更有助于实现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的融资机构、组织和机制。
引资之“本”不在资金本身
主持人:融资难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引资难,这个情况与银行贷款相类似。因为投资中小企业的风险大,政策不稳定等原因,国外资本很少向民营企业注资。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刘迎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外国的资本来中国,它的目标,一个是和中国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合作,有实力的企业通常不是中小企业。第二是与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企业和较大创新能力的企业合作,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中小企业。第三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的中国市场,或者拥有更多的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基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外资本来中国,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与中小企业合作或合资的项目。
因此,一般地讨论中小企业是不是能够更多地引入外资,没有多少普遍意义。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有些行业的中小企业更多地引入外资是可能的。比如,旅游、餐饮、服务、美容美发等等。在这方面,我国中小企业也是有潜力的。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并不是我国引资的“本”。我国引资的“本”应该重在技术,重在品牌,重在管理技术,重在国际市场,而不在“钱”。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渡过了“缺钱的时代”。
过度强调上市融资是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表现
主持人:融资难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小企业上市难。国内没有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国外上市门槛高,更难。这是什么造成的?有何办法解决?
刘迎秋:上市难,首选是一个制度问题。企业净资产要求的门槛太高,有点脱离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再一点,就是我国股票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容量本身还较小,还不容纳更多的企业上市要求。第三,从上市条件上看,也必须先选有竞争实力、发展潜力、能够给产权所有者和股东带来更多预期收益的企业,这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短期内很难达到的目标。
第四,就是我们在制度上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强调融资机制过多、强调企业经营治理机制的变革不够。我们仅仅把企业上市作为融资的机制,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多人首先想到了让国有企业先上市融资,让企业由死变活,以此来解决国企“民生”问题。后来,民营企业上市,也是为了融资。结果,很多企业上市后的前几年经营业绩还好,但过后就不行了。这种情况表明,在资本市场和企业上市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个制度性认识误区,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股票市场和企业上市,不仅仅在于融资和能够融资,还在于机制改造和市场强制淘汰。因为,股票市场和企业上市,除了有一个投资人用“手”投票的机制——投给你更多的钞票,让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外,还有一个投资人用“脚”投票的机制——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投资人可以将手中持有的企业股票卖掉,一走也之。
这就是说,如果企业没有市场竞争力,经营不善,出现了失败的可能性或者潜在生存危险,投资人,也就是股票持有人,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彻底放弃自己对企业财产权力。如果多数投资人都这样做,就等于企业出现了经营和生存危机,从而会因此而迫使企业转换机制,改进经营,提高效率、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总之,或者是死,或者是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上市的公司基本没有退出风险或退出风险太小。这也就难免降低市场效率,进而降低上市企业效率,结果是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上市也会受到除或影响。
我国一直在研究和讨论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开市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准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深圳实现中小企业挂牌开市。开放中小企业板、允许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应该是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但是,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融资手段,其前途未见最好。
让困难民企缓缴社保不是好办法
主持人:政府提出困难民营企业缓缴6个月的社保,缓缴的钱其实相当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无息贷款。您怎么看这种方式?
刘迎秋:用侵占社保基金的办法解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企业该缴的社保基金,仍然应该依法按时按期缴纳。关键是政府在拿到这些社保基金以后,要学会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去科学、合理地使用。比如,把其中的一部分再拿出来,通过银行,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放给中小企业,让它们以市场的方式对其加以有效利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普遍采用让企业缓缴社保基金的办法,实际上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还可能留下职工社会保障缺口隐患,引发其他矛盾。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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