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流落异乡 多数人临死前未联系上家人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 缅甸仰光、曼德勒、密支那报道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