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退款单曝出法院收费乱象

　　2009年3月4日，张惠峰接到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电话，承认在处理他的案件时多收费，将予以退还。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5年。这年3月30日，经营蓟县喜洋洋批发站的张惠峰受到卫生局处罚，原因是他卖的饮料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张惠峰不服，把蓟县卫生局告上法院。当年4月14日，蓟县法院受理此案。两个月后，张惠峰败诉，从此踏上漫漫上诉路，至今未果。张惠峰认为，先不论判决公正与否，法院乱收费是肯定的，如今又有退款单为证，于是致电半月谈编辑部，反映相关情况。

　　“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法院现在才退钱给你？”记者问。

　　“肯定是王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看到了我写给他的举报信，作了批示，蓟县法院才肯把钱退给我。”

　　“那么法院怎么解释这笔退款？”

　　“法院说以前收的是押金，所以现在退给我。如果是押金，2005年审完案子就应该退我，为什么现在才退？我不相信蓟县法院说的话。”

　　之后张惠峰给半月谈编辑部发来了一封举报信，其中写道：“蓟县法院长期不开票，乱收费的事例举不胜举。”半月谈记者决定赴蓟县采访核实。

　　收费乱象

　　3月25日，天气晴朗。记者赶到位于蓟县马伸桥镇东孔庄村的张惠峰家里时已是午后。听说记者要来，邻村、邻乡几个有相似遭遇的村民已等在那里。

　　张惠峰向记者提供了法院乱收费的证据——4张收费票据和1张退款票据。票据显示，2005年4月14日，蓟县法院收取张惠峰案件受理费、申请费1810元，其他诉讼费1580元；2005年6月30日，又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100元，其他诉讼费400元。

　　两次收费案由相似，一为“不服卫生行政处罚”，一为“不服行政处罚”，然而数额却相差极大，显得十分随意。张惠峰说，“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的规定，这两次案件都只应收100元，现在退了我2890元，还有800元属于乱收费。”

　　张惠峰所说收费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颁布施行，虽然已于2007年4月1日被新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取代，但对张惠峰的收费发生在2005年，仍适用收费办法。记者查阅，张惠峰所诉案件收费标准应为：“每件交纳30元至100元。”显然，法院存在乱收费问题。

　　乱收费还远不止于此。根据几名村民反映，记者归纳法院各项收费如下。

　　立案费：立案时收取，每件200元，名目为车辆加油费、复印费。不开票。

　　调卷费：案件经过立案、受理，转到主审法官手里，收取调卷费100元。不开票。

　　申诉费：不服法院判决，提起申诉，收取申诉费350元。300元开票，50元不开票。

　　送达费：向当事人送达传票、执行通知书等文件时收取，每次200元。不开票。

　　执行费：执行判决时收取，数额不等。有时开票，有时不开票。

　　这些收费，尤其是不开票的收费不一定每个当事人和每件案子都收取，视情况而定。这其中执行费浮动最大，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马伸桥镇上古庄村村民王燕向记者出具了一张收据，显示法院向她收取了2500元。收据上没有注明是何种收费，王燕说：“法院的人告诉我这是执行费。”此外还有未开具发票的开支费用4285元，评估费用800元，均在执行王燕财产所得款项中支取，无正式发票，仅由法官写一张便条。

　　法院的说法

　　几名村民言之凿凿，法院乱收费到了如此地步？记者当天下午即赶赴蓟县法院核实，监察室主任吴满玉和研究室主任付强接待了记者。

　　“发票能给我们看一看吗？”付强问。记者出示部分收费单据。吴满玉和付强仔细翻看，然后说：“票在这儿，肯定退钱给了张惠峰。”

　　“为什么退？说明以前收费多收了？”

　　沉默……

　　“咱们这山区县，法院经费紧张。”过了一阵，付强说。

　　“那村民反映的其他收费有依据和标准吗？”记者提了几个问题：收取立案费、调卷费是否有依据？行政诉讼案件收费标准是多少？申诉案件是否收费？执行费收费标准是多少？付强一一作了记录。

　　记者要求尽快答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法院答应第二天给出解释。

　　第二天下午，法院给出了他们的收费标准：行政诉讼案件每件收取受理费100元、其他费400元；执行费为基数350元加上诉讼费的80%；申诉案件不收费。关于退款给张惠峰，法院解释是由于以前错按经济案件标准收费了（但收款单上写的案由是“不服卫生行政处罚”），后来经他上访，法院纠正错误，故予以退款。关于收取王燕2500元执行费、4285元开支费，法院拿出了一份执行笔录，显示王燕对执行收费没有异议（王燕则表示，如果不签字，法院不会归还她剩余的钱）。关于没有票据的立案费、调卷费等，法院答复：“经向各部门调查核实，均未发现此问题存在。”

　　“可是这个标准也大大超过收费办法规定的数额了。”记者问。

　　“如果按照收费办法的标准来收费，那法院就没办法运转了。”付强说出了真心话，在2007年4月1日之前，县级财政只拨付给法院所需经费的30%多一点，缺口全由法院自筹。

　　“那你们自筹的收费标准如何定出来的呢？”

　　“就是相互参照，问问别的法院收多少。你那儿高，我就参照你那儿的标准收费。蓟县还算好的，我知道河北的一些县收费比我们高得多。”付强说，但这都是2007年4月1日前的事了，此后法院经费实行全额拨款，“就再没有多收费了”。

　　监督软肋

　　2007年4月1日是一个坎，记者了解到的乱收费，都发生在此之前，此后真的“再没有多收费了”吗？希望如此。可记者没费多大劲，还是找到了两位当事人，他们反映2007年4月1日之后蓟县法院仍然存在乱收费现象。

　　因为没有发票，这些收费无法最终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法院收费缺乏监督。记者在蓟县人民法院采访时曾问吴满玉和付强，如果有人反映法院乱收费，由谁来管？吴满玉答：“就是我这儿（监察室）管，如果确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严肃查处。”

　　“除了自己监督，法院外部有没有什么监督的渠道？”记者问。

　　“那很多，比如法院执法监督员（由法院聘请），都是社会上有威信的人；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还有信访监督。”吴满玉说。“法院外边设有举报箱，公布有举报电话。”付强补充道。

　　可以看出，尽管监督者众多，但除了自设的监察室之外，并没有明确的监督主体。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此也仅作简单规定：“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按照收费管理的职责分工，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权力大、监督少，法院乱收费正得其便。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对记者说，他们那儿的维权热线已接听电话13000多人次，不少地方的求助者都提到了法院乱收费的情况。“还是监督不够。”黄乐平说。（高远至）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