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南美动乱后的思考

　　在阿连德总统生前发表演说的总统府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 世纪的“幽灵”，不仅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也是“死路一条”。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完全改变阿连德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尤其是80年代以来，接受激进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而且，皮诺切特实行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是与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据介绍，皮诺切特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之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显示，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2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 “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性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曾做过分析，他指出：80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

　　新“左翼社会运动”酿成动乱

　　为解决“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拉美有的国家近年来采取新的被称为左翼的经济社会改革路线。在这方面玻利维亚比较典型。

　　2005年12月，贫困的土著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以65%的支持率赢得总统选举，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具体表现为：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再国有化”；在分配方面，实行“抽肥补瘦”和用“抽肥”的资金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等，他们把此称为“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进展如何？我在玻利维亚达圣克鲁斯期间，正好赶上支持总统的土著农民与反对总统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亲眼看到利益冲突演变成社会骚乱并实行戒严，这给我研究在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社会动荡，提供了新的实践资料。

　　圣克鲁斯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相当复杂，但从经济转型角度研究，根源是推行新“左翼社会运动”后，未能协调好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几个方面利益失衡的后果。

　　首先是在“国有化”过程中，未能摆平“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利益关系。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玻利维亚有能源利益（据称，巴西50%的天然气依赖玻利维亚，阿根廷也是主要客户），为此，这两个国家在玻利维亚投资建设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并曾支持莫拉莱斯担任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强力推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国有化”。从民族利益出发，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处理好被“收回”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问题，从而酿成两个邻国的不满。同时，电讯国有化也有此类问题。这里深刻的教训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有化”过程中的“非国有资本”问题，不能照搬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强制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应采取当今世界通行的“产权交易”原则。

　　其次，围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未能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四省（圣克鲁斯省、贝尼省、他日加省和丘基萨卡省）。现任总统主要代表玻利维亚西部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农民利益，而比较富裕的东部四省地方政府，则是富裕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省份政府之间，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未能协调好利益关系。本来资源税归地方所有（中国除海洋石油资源外），但新政府上台后，将资源税（主要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税）强制“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这里深刻的教训是：执政党及中央政府应该统筹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上，反复磋商，寻找“利益攸关方”大体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

　　玻利维亚出现的动乱是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之间、土著印第安人与外来移民后裔之间、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利益矛盾。玻利维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已有清醒认识。他们说，玻利维亚需要建立“民族和解政府”，实行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政策。实践启示我们，在纠正贫富差距拉大的利益失衡时，应采取统筹协调的做法，避免新的利益失衡。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转型国家的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在中改院“增长与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