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坐着、蹲着、站着总共约有200人的陕北农家院落里，我们第一次见到文世龙。

　　这里正上演一场民歌会。这位瘦小的副教授，戴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出场了。他对着一个音效不佳的麦克风，不慌不忙唱了一首信天游——《沙梁梁上站个俏妹妹》，一半用汉语，一半用英语。

　　民歌会是为欢迎下乡的10名北京记者而办的，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只有85户人家的延安市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这样隆重的演出，只有在过节的庙会上才能见到。

　　曲终人散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文世龙和数学系教授高治源在举办民歌会的人家留宿了。主人是他们的朋友、杨家沟村的李启明——一位远近闻名的农民歌手。

　　李启明肚子里的曲子，是年轻时在黄土高坡上10多年的放羊生涯里积攒的。热爱民歌的文世龙、高治源慕名而来，跟这位农民学民歌。后来，他们三人都加入了今年5月成立的“黄土情信天游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是一位中学校长，成员有工人、农民、教师和学生。

　　文世龙半路出家，他的音乐老师很多，他们常常出现在延安东关大桥。宝塔山就在附近，延河水从桥下淌过，桥头的人川流不息，总有民间艺人的表演。文世龙录下那些原生态的声音，回家反复听、反复练。一些民歌就是这样搜集来的，格调不高的“酸曲儿”，他也能唱几首。

　　每首陕北民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多与爱情有关。在地势起伏的陕北，年轻的后生见到“勾魂的二妹妹”，隔着一道黄土坡就喊，喊出了一副好嗓子。

　　听着听着，唱着唱着，文世龙突发奇想：中国人能唱那么多外国歌，为什么不让外国人知道这些浪漫的故事？来自民间的语言淳朴，而且画面感极强，他相信，外国人是会喜欢的。一次，文世龙用英语唱《拉手手亲口口》，见到台下一位外国男士连连点头，就知道，他听懂了歌词。

　　2007年起，文世龙将一些陕北民歌陆续译成英语。形容美貌女子的《毛眼眼》，他翻成“迷人的双眼”。他随身带着一个本子，随时修改，既要达意，又不能破坏陕北的土味儿，“要让人感到它的弧度和色彩”。有时，上课讲到这些单词，他也会对着学生顺口唱上几句，很受欢迎。

　　陕北还是那个陕北，今天的高原生活却不再是隔山喊话与放羊唱歌。20多岁的后生们，很少再有人面对山坡高唱“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但文世龙相信，陕北民歌不会失传。“因为它像药一样，有疗伤的作用”。

　　他说，无论大喜大悲，陕北人都认为是自然的事情，所以陕北民歌能把人心唱得亮堂堂。“不像一些哼哼唧唧、自怨自艾的歌，像病毒一样，会让人感染”。

　　文世龙还注意到，陕北民歌手也在设法加入一些现代生活元素，以前唱“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现在也可以这样唱——打开手机，发个“伊妹儿”，三哥哥四妹妹就见上了面。

　　虽然没有任何乐理知识，文世龙却创作出不少歌曲。他哼着曲，录下来，再请歌舞团的朋友帮忙记谱。《园丁颂》、《兵之说》、《天下的堡，瓦窑堡》、《信天游唱给咱谢子长》，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有人建议他，给歌里加一点“宏大”的内容，他不以为然。“我做事情崇尚自然，唱好的民歌给学生听，他们会受到美的教育。但我不刻意去做，不一定要有什么教育意图。”

　　他上电视台唱过，但还从未在东关大桥那样的闹市唱过。不过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如果我唱起来，那里的人们会认为我的歌声很美。就像喜欢鲜花一样，人们也会喜欢上陕北民歌。”

　　“红艳艳的山丹丹花是陕北的标志。唱陕北民歌，就像在心里种了一棵山丹丹苗。我心中有朵山丹丹花，无论痛苦还是快乐，都可以唱出来。”文世龙说。

　　文世龙今年45岁，已执教20多年。在他看来，自己的身份，首先是“陕北民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