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站在世界之巅(图)

王富洲

1960年，我国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3名英雄。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那一刻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共同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站上世界之巅。

　　亲历者

　　王富洲：74岁，河南西华人，著名登山家，曾任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现居北京。

　　75岁的王富洲步履沉重，双脚拖地，几乎只能一步一挪，上下楼更费劲。

　　他习惯把房间的光线调得很暗。因为视力的问题，他几乎要把脸贴着电视屏幕才能看清画面，对光线的明暗变化尤其敏感。

　　走在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想象这个行动迟缓的老者，乃是最早站到珠穆朗玛峰顶的中国人。

　　乡音未改，当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在他浓重的河南口音中渐次呈现，你会明白，苍老的面容背后，是他不灭的雄心和激情。

　　“逼上珠峰”

　　王富洲回忆，攀登珠峰的主意，是苏共中央提出来的。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对于那时的中国而言，攀登珠峰不仅仅是学习苏联发展登山运动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有着更加深远的政治意义。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

　　王富洲介绍说，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意为“大地之母”，在尼泊尔，人们把她叫做“萨加马塔峰”，西方人则称之为“埃非勒士峰”。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人可谓“逼上珠峰”。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他的队友来自各行各业，贡布是西藏班禅警卫营的一名战士，来自四川的屈银华是一名伐木工人，身兼教练和队员之职的刘连满则是哈尔滨电机厂的一名消防员。

　　颇有意思的是，直到来北京读大学，出生在中原大地的王富洲基本上没见过山。入选登山队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登山是怎样一项运动。

　　意外变化

　　在香山接受了一段时间集训后，王富洲和队友前往苏联进行高山训练。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可就在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苏关系已逐步走向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苏联撤出给攀登计划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富洲回忆说，人员方面的困难还好办一些，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中方队员已基本具备攀登珠峰的身体和技术条件，很多队员已经登顶过一些7000米以上的高峰，如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列宁峰（7134米）和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

　　更大的困难在于物资匮乏。按照原来的约定，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均由苏方提供，苏方撤出后，这些东西都只能想办法去西欧购买。

　　由于欧美对华实施封锁，当时只能先从香港市场换回外汇，再去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购买物资和装备。

　　“苏联参加我们要上，苏联不参加我们也要上！”王富洲说，虽然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但中央决心很大。为了完成这次任务，西藏方面还紧急修通了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380公里公路。

　　三次行军

　　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集结珠峰大本营，其中包括90多名登山队员。

　　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对这支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煎熬了两个多月的登山队，时任前线总指挥的韩复东曾经考虑过明年再登，但是，最终他们决定，重新组织队伍，再次投入战斗！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后来的登顶队员屈银华，此时仍是运输队员。

　　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已经没有退路的登山队员分别写下遗嘱，王富洲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份遗嘱其实不像遗嘱，除了表决心，对家人亲友几乎一句话没有。“那时就一个心思，登顶！”

　　临危受命

　　第四次行军是从5月17日开始的。6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亦率运输队员赶到。

　　按照原来的计划，4名突击队员次日一早出发冲顶，屈银华则随突击组行动至“第二台阶”底部，以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纪录片。

　　可是当他们抵达突击营地时，发现原来的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先期运到这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没有办法做饭烧水。

　　更要命的是氧气也不够，按计划，他们从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氧气，每人两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其中两筒是空的，另有几筒氧气不满。于是只好改变计划，拍摄任务交给王富洲，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接应。

　　5月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许竞不成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让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成功登顶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正是这一天险，阻断了众多登山家前进的脚步，是从北坡登顶珠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6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也很大”。

　　王富洲说，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原本计划用9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5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屈银华则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在海拔8700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人决定摸黑前进，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而且他们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8700米到登顶，上升100多米花了10多个小时。

　　登顶时间为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环顾四周，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不断超越

　　登顶珠峰4年后，王富洲完成了他的又一壮举：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这是最后一座有人登顶的8000米以上高峰。

　　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刚刚起步的中国登山事业陷入低谷。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曾希望中国女子登山队员创造女性最早登顶珠峰的纪录，选定的时间为1966年，“物资都运到了8100米，我也到了8100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停了下来”。说起当年这次半途而废的行动，王富洲至今觉得遗憾。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富洲被下放至山西屯留干校劳动1年。直到林彪出事后，体育工作逐步恢复，王富洲才回到北京，参与群众体育的组织工作。

　　1975年，王富洲再次来到珠峰脚下，作为中国登山队的党委书记，他见证了潘多等9名队员创造历史的时刻。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的高山骄子们不断超越，一次次刷新历史。作为一名先行者，王富洲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谈及西藏登山队历时14年登顶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战绩，王富洲难掩兴奋：“这是世界性的壮举！”

　　1989年，在王富洲及著名科学家孙鸿烈院士、刘东生院士等人共同倡议下，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宣告成立。“贺老总很早就强调，要将探险活动和科学考察结合起来，一座山登上去了，这个地方的山川地貌、气候环境、矿产资源等等也要搞清楚。”

　　人到老年的王富洲，主要致力于科学探险活动的普及推广，虽然已是74岁高龄，虽然腿脚不便，他现在仍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上班，他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于50前的那段传奇，他淡淡地说：“我只是一个幸运儿，赶上这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