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榜样国家”走下神坛，除了那个让人艳羡的“经济领袖”的空位，空出来的还有我们的价值观领袖——是时候该谈爱国了，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国渐渐苏醒的大国意识

　　“乌有式” 爱国就该在一起

　　□本报记者 刘贞 发自北京

　　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爱国”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呈曲线波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爱国”的波峰，因为“国”的稚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顺序被打破，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时间被“公”字格式化，所有的营养也要先供给“国”。个人的、个体的、更不要提个性的，所有这些都被“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会干涸”化解了。

　　进入1980年代以后，“爱国”出现的频率疾速下降，即便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上、单位包场的爱国主义电影里……仍为“爱国”留有保留地。但连小孩子都知道，书面语用在生活里是不“时髦”的表现。而除了特定场合，谈“爱国”很可能被和“老”与“土”归结为一类。

　　当时间轴拉到今天，“爱国”这个词似乎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开始上升、开始壮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大国渐渐酝酿、渐渐苏醒的意识。

　　恰逢国际社会力与力间的消长和转移，过去我们的“榜样国家”走下神坛。拨开迷雾、看清金钱帝国的精神核心后，除了那个让人艳羡的“经济领袖”的空位，空出来的还有我们的价值观领袖。

　　于是，我们刚刚恍过神来，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一个“凭借”，一套可以保护我们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再是水土不服的泊来品。

　　上世纪80年纪，当我们渐渐远离“爱国”时，它并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曾一度担心它已在消费社会长大的80后、90后身上“失散”，但它却以一种“随风潜入夜”、“韬光养晦”的方式等待着。

　　“鸟巢一代”也好，“四月青年”也好，“爱国”不是再回来，只是从深藏的血脉里再度流淌出来。

　　该是谈爱国的时候了

　　“比起称追随者，叫认同者应该更合适。”负责人范景刚这样形容喜欢乌有之乡的人。

　　所有来乌有之乡的人，首先都是爱国的。乌有之乡是个集实体书店、讲座活动和网站为一体的组织。书店墙上印着那句流传甚广的“四有”口号：“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

　　乌有之乡书店是京城特色鲜明的书店之一，大范围属于社科人文类，或是经典理论、或对当下社会的深层观察……其公布的最新一期推荐书目是：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和《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国内学者卫建林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

　　比起书店，网站影响要大得多。乌有之乡的认同者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网站文章的作者。有网友这样说他们，“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领袖毛泽东，热爱社会主义，他们为人民利益鼓与呼，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献言献策”。

　　这样的评价所得非虚，“有责任”是“四有”口号里最具份量的“一有”。书店里有间几平米见方的小阳台，里面长年摆着几把椅子。推拉门一关，这里就是一个小型讨论室，乌有之乡认同者们三个五个开起“小会”。前两个月热议过水价问题，如今话题一转，关于金大中、莫拉克、外汇黄金等和讨论悄然开展。

　　每个周末，乌有之乡固定有免费的讲座或主题活动，邀请的嘉宾多是政治、经济学者，也有民间思想家，还有公共生活领域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因为含金量高，讲座信息一经发布，便会在京城有关文化生活的网站上转载。

　　但也因为含金量高，乌有之乡听众的品味普遍被“养”的很刁。“龙芯1号”研制组组长、被人戏称“理论水平堪比省委书记”的胡伟武曾说“接到邀请时犹豫了一下，因为在这个地方讲座很不好讲”。而像张庭宾这样成功预言石油危机、黄金大牛市，预警后奥运经济地震的战略预测专家，也为这个舞台作了充分准备。

　　“智者”还是“误入歧途者”

　　对这样一个常年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摆在较显要位置的书店，对这样一群常年将“爱国、党、社会”挂在嘴边的人，民众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支持者说乌有之乡“云集了一批智者”，反对者则说他们“是一群误入歧途者”。其中，新浪一位网友的评论，被很多为反对乌有之乡的人所引用。

　　新浪网友对乌有之乡的评价：他们是误入歧途的一群人，他们对现在的社会改革不满，认为缺失公平正义，于是便夸大以前毛泽东时代的美好，组织。但殊不知，追求公平正义并不等于推崇封建集权，斯大林式的专制制度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样是今天西欧工人运动的核心价值。而今天的中国，首先要脱离的是封建，是愚昧、是落后。

　　对于“云集了一批智者”，负责人范景刚回答，“乌有之乡的工作人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是要说是‘一批智者’实在距离太远，大家不过就是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的平凡心而已。”

　　而提到“误入歧途”的人，这位平时工作人员都亲切称呼“小范”的负责人，顿时严肃起来。“《愚公移山》中的智叟和主张“曲线救国”的汪精卫自认都是比较聪明的，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愚公似的‘傻子’或‘误入歧途的人’。我们愿意为祖国和人民承担责任，我们坚持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跟那些“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歧途’”的人的确有着根本区别，只是我们不是“误入”，而是“自觉选择”。 在乌有之乡经常活跃的学者大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爱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当中不乏智者。”

　　“误入歧途”并不是对乌有之乡负面评价中骂得最狠有，范景刚看过不少比这用词激烈、甚至是有人身攻击成份的谩骂。

　　乌有之乡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这一点范景刚不但不否认，反而感到一定程度的自豪。2009年境外有不止一家媒体报道了乌有之乡，在范景刚看来，“那根本是恶意报道、造谣中伤。先后有英国《经济学家》、香港《苹果日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香港《亚洲周刊》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国内一些网站上也出现帖子说要关闭乌有之乡网站，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要动用黑社会手段悬赏搞掉乌有之乡。”

　　黑社会是成本极高的手段，如果不是手中已经掌握了有力的真理，黑社会手段这种万不得已时的备路，大可不必着急亮出来。《淮南子·本经》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成为别人的眼中盯，成为他们欲关之而后快的组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乌有之乡价值的见证。

　　既然是爱国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既然是爱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张庭宾在乌有之乡讲座时说。

　　从2003年创办至今，认同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乌有之乡，“爱国”是惺惺相惜最好的凭借。

　　影响力周刊去乌有之乡采访的午后，恰好碰到在外游历年回京、乌有之乡的老朋友袁庾华老人。袁庾华背着黑色旅行包、穿着乌有之乡印制的文化衫，自言上次见小范（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

　　袁庾华老人是个爱国者，并且是个“毛派”，他的游历不是公事考察更不是散心旅游，他的游历是在全国各地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是朋友介绍。我们不看山水，就是‘动嘴’，连日连夜地对谈。最长的时候我在外面一气走过10个月。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样的人，就是青藏高原还没‘插上旗’。不过前几天我的几个朋友在青海找了想找的人，我准备过一段就去青海看看。”袁庾华说。乌有之乡有他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问工作人员旧友们还好吗。

　　今年57岁的曹幸仁是乌有之乡的常客，每周讲座必到。知道乌有之乡，是被孤独感“逼”的。曹幸仁之前在某官方背景的经济研究机构工作，但她对领导交代的，要宣扬套用的西方经济理论产生了一些质疑，“要求是完全按照它的理论做，但我就很困惑，那是西方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完全照用。”后来经过一本书的引路，曹幸仁看到了乌有之乡的网站，“当时就特别认同乌有之乡里很多文章。后来又开始听讲座，04年他们在航空大学西门时我就来，一直到现在”。

　　爱国者在这里找到了同道、坚定了信念，亦得到了思想的更新与升华。那么既然是爱国的，我们就应该在一起。

　　和80后谈爱国

　　在“五四运动”前，没有多少人相信生长于20世纪初叶的那群毛孩子们，除了演讲发传单，还能做什么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

　　同样，在2008年四月前，更没有多少人相信生长在20世纪末叶，也就是这些所谓的80后，能像上一辈一样拥有爱国情怀，忧天下患百姓，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但“四月青年”事件后，民众发现担心多余了。

　　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从四月的第一天开始，到四月的最后一天结束，一个超出所有人预料之外的事情就在这个美丽的花季月份里发生了。西藏事件、火炬传递，CNN不实报道……，这些在四月接二连三爆发的问题，让海外留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了“中国”两个字迅速地联合起来。而国内的80后也以几乎同步敏捷的速度，结成一个爱国联盟。护火炬、斥藏独、anti-CNN，甚至包括不那么理性地抵制家乐福，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爱国的情怀是深深根植于血脉中的，80后体内涌动的依然是坚韧的基因。只要加以时日，80后有资格、亦有能力接过“扛起中国”的重担。

　　2009年4月19日上午，乌有之乡举办了一场名为“狂飙为我从天落——纪念新爱国主义运动一周年”的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角是六位80后，其中包括anti-CNN网站的创始人、AC四月青年社区创始人饶谨；在网络相起广泛反响的视频《2008，China stand up!》的作者唐杰。

　　台上的主讲者是80后，台下倾听与喝彩的，80后同样占很大一部分。据范景刚的分析，乌有之乡的认同者们，“从年龄分布看，二三十岁的约占六成，四五十岁的约占二成，六十岁以上的约占二成；从教育背景看，受过高等教育的约占七成，其他约占三成。”

　　牧川即是乌有之乡的80后认同者之一，“我现在看的书跟我工作完全没有什么联系，”他拿着刚从乌有之乡买的五本新书对影响力周刊说。他刚刚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小政府、大社会——致国内非政府组织及亲西方民主人士的的一封公开信》的万字长文。长文开头坦言自己是以一个“曾经的非政府组织（NGO）志愿者的身份”，试图以“客观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牧川所买的书中有两本是乌有之乡推荐的，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和《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而这些书目能够摆上乌有之乡的书架、甚至能够获得乌有之乡的推荐，其实也是由80后来决定的。

　　“挑书是经营部的工作，现在的书基本上是我挑的”乌有之乡工作人员小胡对影响力周刊说。和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小胡目前还是在校学生，说话略显羞涩，但聊起如何选书极有心得。

　　关于爱国的交流，从来都能成“忘年交”。“从去年四月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越来越多的80后甚至90后具有越来越强烈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常跟80后、甚至90后谈爱国，这点和我们平时的经验感受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