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两代记者感受中国变化(图)

　　加拿大《环球邮报》10月4日刊发一篇题为《北京电头》的署名文章，介绍了该报两代驻北京记者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亲身感受……

　　50年前，一名精疲力尽、头昏眼花的年轻记者在经历了从香港启程的两天火车旅行后到达了北京。尽管最后到达旅馆时已经是夜晚，但弗雷德里克·诺萨尔却马上出发前往附近的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

　　在那之后不久，诺萨尔就向《环球邮报》发回了一篇报道。这是首篇由一名西方记者从当时通常被人称为"红色中国"的地方发出的报道。文章刊登在1959年10月5日《环球邮报》的头版。它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事业的规模和方向充满了敬畏和焦虑。50年来，这种敬畏和焦虑混杂的情绪仍然可以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

　　报道说："晚上，北京是一座色彩缤纷、充满欢庆气氛的城市。白天，无数自豪和欢乐的中国人组成的人群沿着宽阔的林阴大道川流不息。""民族情绪是那样浓厚，任何不习惯大规模游行场面的西方人看到这种情景都会惊诧万分。"

　　诺萨尔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国家(今天它有大约13亿人口)，但是他对中国众多的民众印象深刻。他在1962年的回忆录《北京电头》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拥有一个很多国家没有的优势。如果一个人不能完成工作，他们就有两个人可以去完成。如果500人不能按时建成一幢大楼，他们可以再派1000人。"他又说："让数亿人以低工资工作，国家必将获得发展。"这句话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因为在经历了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蹒跚发展后，中国凭借90年代和新世纪的经济进步震惊了世界。

　　诺萨尔会为他的北京见闻感到吃惊一点也不奇怪。《环球邮报》如何能够成为第一家在北京设记者站的西方报纸是一个相当曲折的故事。诺萨尔获得这个任务几乎完全出于偶然。《环球邮报》编辑奥克利·达格利什给他打电话提出这项计划时，他还是一个31岁的奥地利裔记者，并偶尔为《环球邮报》撰文。

　　达格利什向中国当局游说了多年，试图在北京开设记者站。后来有消息说，诺萨尔已经是北京任务的第三位委派者。

　　诺萨尔凭借独家报道在媒体行业声名鹊起。他的报道定期被诸如《纽约时报》以及欧洲与澳大利亚各地的报纸转载。世界渴望了解所谓"竹幕"背后的任何东西。

　　诺萨尔于1979年逝世。他的儿子金·诺萨尔现在是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授。1960年春，他的父亲获准可以同妻子和4个孩子在北京团聚时，他还是一个8岁男孩。

　　他说："我对北京那时的记忆是，楼房不高，整个城市满是灰尘，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显得与它格格不入。那时没有多少西方人，乘坐无轨电车上学的8岁西方男孩也非常稀少。"

　　诺萨尔见到的北京与50年后我到达的北京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北京是一个拥有超过1200万人口的城市，未来主义的摩天大楼被多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围绕，在一些地区，外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几乎同中国人一样寻常可见。虽然敦促居民们建设更好社会主义的红色条幅依然挂在各个桥头，大部分中国人感兴趣的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为自己和家人多赚点钱。

　　我和妻子再也不用经历从香港发车的两天火车车程。我们去年12月在新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着陆，然后直奔我们在三里屯的新居。

　　外国记者的工作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诺萨尔总是在一名中国政府指定的翻译陪同下行动，并很少同普通的中国人接触。但我在北京却可以自由行动，并可以合法地同任何我希望的对象谈话只要对方不介意同一个外国记者交谈。

　　诺萨尔在回忆录的结语中说："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中国已经成为原子世界中的一个谜。没有人能预言她接下来会做什么，尽管在北京做猜测比在中国以外去猜测稍微容易些。"（陶志彭）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