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化”倾向明显
刘坤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安徽太和县的女孩。他说，两人恋爱关系确定后，会一起在上海发展，从来没想以后会回农村老家长期生活。在上海，不仅有很多象刘坤这样的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还有越来越多的在农村长大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安家。
江苏省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说，在近期一项青少年农民工调查中，15%的青少年农民工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一定要争取留在城市发展，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该调查还显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没有往家中寄过钱，这说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争取从经济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过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往农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典型。他来自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结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厂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张罗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结婚。在村里办了婚宴后，夫妻两人就一同来到了上海继续打拼，李中在工厂上班，魏萍开了一家门面经营服装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两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两人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季节性、流动性较强的务工形式相比有所改变，表明农民工流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务农为主、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季节性流动，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动，乃至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形式，原来的以个体劳动力为单位的劳动力流动形式转变为夫妻两人同时外出甚至携带子女前往劳动力输入地的形式。他们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返回户籍地老家的次数减少，融入现居住地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一系列现象表明越来越多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举家外出务工，“移民”化倾向渐趋明显。
对城市公共服务渴求迫切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位的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对待、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更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诉记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现在已经6岁了，最头疼上学问题。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但本地学校报名必须持房产证才行。最烦神的是高考，我们户籍都在老家，难道还得回去上高中么？我们两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个人回去咋办呢？必须得一个人放弃工作回老家陪读。”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两口子连连叹气，他们的收入虽然可以满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买一套房子，远远超出了他们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流。这种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一些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正在试图破解这样的难题。在教育方面，江苏昆山市教育局规定只要能证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稳定工作、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可进入政府制定的公办学校就读；在落户方面，公安部门规定，在昆山购买80平方米以上的房产满3年、连续缴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3年以上或与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在昆山市落户。据了解，每年约有1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昆山市落户。
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身份普遍不认同
虽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岁的袁丰琳仍选择来到江苏昆山市务工。谈及外出务工的目的，她说，“我想趁现在年轻，出来跑跑，挣钱并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见些世面，长长见识。”
记者日前调研了解到，专家调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输入地纯粹的雇佣劳动力，产业工人特点鲜明，心理定位更趋向于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不“恋土”
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农民工当中的很多人虽说从事着工业生产，却把自己定义为农民，对城市的感觉是边缘的、疏远的，对产业工人阶层的归属感相对较低。目前，这种对产业工人的心理归属感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正在发生变化。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办公室主任刘邦安说，同样是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妻子儿女和父母都在农村，对土地充满感情，心理更倾斜于农村，他们经常会在农忙期间回家务农，即使回家的车旅费成本比庄稼收成还贵，但他们还是会选择回家帮助收割庄稼，就像中国人对传统春节的感情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则不谙农事，他们的心理更倾向于城市生活。他们从小学读到初中或高中，一旦毕业，就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做过农活。尤其是那些跟着父母外出在城市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求学生活，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恋土”意识较为淡薄，不适应农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务工动因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
与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见世面、开眼界，已经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因。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调查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其外出动因已经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他们受到老一代农民工的示范作用影响，看到外出务工明显改善了生活水平，普遍认为留在农村是没出息、没前途的表现。
外出动因的改变，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挣钱作为唯一目的。调查数据显示，54.2%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因为要外出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9.7%的人是因为家乡生活单调、打工所在地生活较为丰富，还有4.2%的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把自己的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
安徽省舒城县千人桥镇兴丰村袁丰琳说：“我在学校，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有多好，总想到外面去看看。”小时候她和哥哥上学，家里特别缺钱，父亲就到厦门打工挣钱接济家里。现在她哥哥大学毕业工作了，经济条件宽裕了，她挣的钱不需要再供家中开销，可她仍选择外出打工。在兴丰村，象袁丰琳这样的年轻人要么考上大学读书，要么就外出打工，基本没有人留在村里。
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在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安徽阜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柳廷峰说，在农村地区，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年轻人留在村里种地，不外出打工，会被乡邻们认为没有本事，不能挣钱。“连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挣钱，小伙子在家里闲着，讨个媳妇都难。”
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工人群体，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把自我身份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较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这一身份名词持认同态度。该调查发放问卷2500份，调查对象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采掘业等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
安徽省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的魏芹说，虽然她是从农村地区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保健器材厂打工的，但她没有感到自己是农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规律和普通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并根据业务量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到五六千元。“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应该算是个工人，即使以后回老家，我不会做农活，不可能会在家种地。”
这份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特征，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但又认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增强有助于加速农民变市民的进程，这对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利好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赵子席说，中国社会未来现代化取决于城市化，城市化取决于农民转变为市民或工人，即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让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不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低阻滞城市化进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快导致城市无法容纳吸收。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程士华郭奔胜王恒志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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