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同票同权、同命同价等是还债于农民

　　视野 “三同”是还债于农民

　　邓聿文

　　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审议的两部法律——《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和《侵权责任法（草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源于两部法律提出了拟在城乡之间实行“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的命题。从人权的角度看，“三同”是在还权于农民，多数评论正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宁愿从还债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把它看成是国家开始在制度和政治层面为农民还债。

　　从还债的角度来理解“三同”，将会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更能使人明白为什么平权问题对农民乃至当下的中国来说特别重要。众所周知，城乡的不平等是横亘于中国社会的一道鸿沟，它的一个具体表征就是城乡选举权、生命价值和劳动价值的不平等。因此，曾几何时，农民的最大理想就是做一个城里人。

　　那么，城乡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以“穷人经济学家”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对农业部门的歧视，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农业部门被强制要求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廉价劳动力，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是农业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对农民的巨大亏欠就是必然的。这个亏欠表现在，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最大，而享受的收益却最少，以致在今天，“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死结。农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革命时代，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牺牲；二是在建国后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农民提供了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三是改革开放后，又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支撑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中之所以有高速增长，与中国所享受到的人口红利有莫大关系，而人口红利的主要贡献者，就是农民。

　　如上所述，农民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制度选择。从该角度而言，在评价这一问题时，需要我们从历史的具体情景出发，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苛责历史。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当我们有条件改善农民的待遇和处境时，还基本维持过去那一套做法，就非常不应该了。虽然这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我们在减少城乡二元差距，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补偿过去亏欠农民的，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两免一补，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前不久推出的普惠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然而，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我们对农民的还债很少，或者说还未开始，特别是农民所迫切希望的城乡同权至今进展不大，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像座高山一样阻在亿万农民面前。改革后，原先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农民依然在城市只能暂住。此外，在最能体现权力平等的选举上，每4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至于“同命同价”、“同工同酬”，现阶段对农民还只是奢望。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的不公平制度，又在为农民制造新的不平等和新的亏欠，例如，产权制度和土地制度就在将农民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到工业与城市。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给农民还债的意识。还债首先是要为农民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个国家欠农民的最大制度债。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就须从政治平权开始，逐步过度到社会平等。现阶段而言，政治平权最重要的当然是选举权的平等。因为，选举在现代社会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平等的选举权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它还是其他各种权利的保障。因此，有了平等的选举权后，农民的其他诉求就有可能在政治空间中更好地提出，从而不断解决。这也正是“同票同权”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