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捅破上级领导的“官话”气球？

　　“官话”、“套话”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从2008年开始，江苏睢宁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拿会议和干部讲话“开刀”。睢宁县委宣传部长的赵李说，行政语言改革有三大特色：一是好听，二是好记，三是好用。该县已经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睢宁逆势增长，财政收入增幅每个月都保持在40％以上，在江苏省排入前5名。（《中国青年报》10月26日）

　　凡事皆有因果。江苏睢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能够逆势大幅增长，媒体帮助找到的其中之一“因”，是该县去年以来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为什么消灭了“官话”、“套话”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官话”、“套话”被称为“正确的废话”，此癖成风还衍生出会风、文风诸问题，而根本上仍是工作作风问题。睢宁县开出的这块“官话”试验田，很值得各级官员尤其是“上级领导们”对照检查，深刻反思一番。

　　据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说,中国公务员的人均办公面积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没有培养出与办公空间一样宽广的胸怀苍生的心胸，好端端一个人坐在窗明几净舒适宽畅的办公室内，优越感油然而生，最后就只会打官腔不会说“人话”了。可见无形无影的官场文化对当局者的吸引力有多大、影响有多深远。睢宁县“官话”改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制度建设的形式破除隐藏在官场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在县域内营造一个清新务实的会风、文风，进而潜移默化地改变行政行为中的粗糙和官僚作风。

　　毋庸讳言的是，当下中国政治风气层面的微量改革皆留下了浓重的当政领导的个人印记——不管是早些年的山西吕日周，还是近年来的仇和新政皆如此——虽然睢宁官场的新风诉诸与制度建设，力图使此项改革在当地生根发芽，也依然如此。睢宁县的党政一把手只要能够以身作则，令行禁止，下级官员必然会纷纷效仿，在本县域内推行“官话”改革的难度系数应该不大。我感兴趣的是，睢宁县的党政一把手也有自己的上级领导，面对口若悬河、官话套话连篇的上级领导，他们有没有勇气捅破上级领导的“官话”气球？

　　上级领导者不知何许人也，然个个位高权重，奔走于各种聚光灯可以打到的场合，雍容风雅，集“官话”、“套话”之大成，并身体力行之。这些人不仅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也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下级官员对为官水平高下的评价。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讲话口若悬河、滴水不漏、云遮雾绕是一种为官的境界，属于“虽不能往、然心向往之”的理想王国，即受上级领导影响之累。倘若，上级领导们到睢宁县视察指导工作，恐会出现“语言双轨制”的奇观。睢宁县领导敢不敢让上级领导少些说话的艺术，直奔主题，一旦超时直接红牌罚下？或者，等上级领导视察、考核、调研完毕后，敢不敢省略掉“请上级领导发表重要讲话、作重要指示”之类的套话？

　　我举这些把睢宁县领导逼到墙角的极端例子，不是出于“唯恐天下不乱”的卑鄙心理，也丝毫不怀疑睢宁县独善其身的能力。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单凭“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还不足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普遍性的恶劣官风；单凭基层官员道德觉醒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发起一场推动“官话”改革的运动谈何容易。而如果不能形成一股席卷整个官场的清新之风，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话”、“套话”随时会杀回来争夺失去的阵地。

　　“官话”能够大行其道，根本在于群众在官员的任免考核中所占的份量太轻的缘故，群众始终没有成为官员心目中的目标听众，故而才使官员敢于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惟上”心理严重，形成不健康圈子文化——官话正是如此。据报道，目前，在睢宁，县委常委会、全委会已实现全程电视和网络直播，并且每次会议都专门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干部和群众现场互动，任何人可以现场提问。这在国内非常罕见。“现场互动”借用了文娱界的术语，其实更确切说法应该是“基层民主”：面朝群众，接受群众的检验，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用群众的视角思考问题解释问题。

　　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接受群众考验的意识和能力，在乎自己的言行在群众中的接受程度比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接受程度，多那么“一点点”，何愁“官话”、“套话”不绝迹？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