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中国城市化不算太快(图)

一、中国城市化，快亦不快

　　　　城市化是最近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涵之一。笔者早先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赵伟，2005）认为，考察中国经济转型须有个多重转型的视野。四重转型最重要，可简称为“四化”，分别为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经济结构的工业化、人口居住空间的城市化以及经济活动空间的国际化。我以为在这“四化”转型中，对于大众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城市化了。我还认为，城市化的核心导向，就是让大多数农村居民摆脱落后封闭的农村生活方式，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或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让人们“零距离”接触现代文明。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正在迎来城市化的高潮，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率，似乎在呈加速提升势头。与以往相比，近30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算是创纪录的快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后发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还不算太快。战后日本以及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后发型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与现代化高潮时段，城市化有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推进。以日本为例，在1950到1955年短短10年时间，其城市化率就提高了将近2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37.5%猛增到56.3%。而在接下来的20年间，即1955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达到75.9%，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有类似的经历。

　　若以经济增速为参照比较城市化的进程，则中国最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不但不能算快，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慢极！经济史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战后日本城市化快速推进的25年间，即从1950年到1975年，经济平均增速为8.2%，城市化率却提升了38.4个百分点，年平均提升1个半百分点以上。反观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经济年平均增速高达9.8%,同期城市化率仅提升了从26.98个百分点（从17.92%提升到44.9%），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与经济高增长形成明显反差。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体制与传统都很独特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城市与城市居民界定等方面本身存在自有特点，别的特点不提，单单考虑如下两个特点，则目前城市化的实际进程，尤其是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进程，当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个是统计系统对于城市以及城市人口界定的特点。这方面中国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或许有着质的差异。笔者早先的归纳性研究（赵伟，2007）显示，欧、美、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对于城市的界定，大体采用三个标准：其一是，“城市状况”标准，这是英国标准，对于城市的界定主要按照集聚区居民生活是否带有“城市状况”，亦即市民状况。其二是城市居民规模标准。这是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其中法国与德国的界定是“2000居民以上的集镇社区”，美国的界定是“2500居民以上的市镇”。其三是混合标准，即同时考虑城市治理制度与人口规模。这是日本的标准。日本官方对于城市的界定是：“自治体”+“3万以上人口”。

　　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统计机构对城市的界定，大体上虽沿用了居民规模标准，即“5千居民以上的市镇”。且标准还有所提高。然而实质则大为不同。原因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官方对于“城市居民”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国家。目前统计系统简单地取城市“常住人口”，但并未考虑到常住人口身份的差异，如若除去没有城市户口而仅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则真正享有城市正式市民身份居民，就要大打折扣了。

　　一般地来看，在欧、美、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乡村私有产权根深蒂固，尤其是北美，近代农场制遗留的乡村都很小，要集聚2000或2500人以上的集聚区并非易事，由此意味着这个“门槛规模”以上的聚居区的居民一定是市民。中国的情形则不同，由于经历过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乡村农民居住受到过集体化的系统干预，城市化未曾起步即有“数千人大村”，加之城乡户籍分割，即使5千人以上的“市镇”，多数居民也很难享受现代城市所应有的一般文明。许多小城镇居民，实际上属于“离土不离乡”的“半拉子”居民。

　　另一个是城市功能尤其是其服务功能，这由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支撑。国外权威词典有关城市的解释，特别强调城市的这些功能。有权威研究家写道：“城市一般拥有先进的医疗卫生设施、公用设施、土地利用及维护体系、住宅区和交通运输系统，如此等等。”较为先进的基础设施，当是城市的另一“门槛标准”。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