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大会：融化了的冰山一角

　　在气候变化的主题背景下，这次会议就像是融化了的冰山一角，底下则是长期以来各国围绕减排责任分担问题展开的博弈和较量

　　张勇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曲终人散。十几天前，成千上万的人会聚一堂，为的是要共同创造一个关乎地球环境和人类未来的童话———与会各国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但大会进程远没有安徒生童话般美好，会场内外代表们相互指责，激烈争吵，气候谈判演变成暗战、冷战、乱战。

　　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大会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气候变化的主题背景下，这次会议就像是融化了的冰山一角，底下则是长期以来各国围绕减排责任分担问题展开的博弈和较量。

　　地球“被变暖”了吗

　　在大会开幕前一周曝光的“气候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东英吉利大学的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CRU)的计算机网络服务器遭“黑客”袭击，大量内部资料与电子邮件被“晒”到网上，显示出该研究中心人员试图隐瞒和操纵不支持气温升高的原始数据，并表现出对怀疑全球变暖者的蔑视。

　　一石激起千层浪。“气候门”事件无疑为怀疑地球变暖的人提供了最有杀伤力的炮弹。“怀疑论者”认为，气候变暖完全是一场骗局和阴谋，是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理查德·林德森指出，人们低估了自然的变异性，人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主流的“变暖派”进行了反击，认为“气候门”的肇事者是别有用心的，其意在于利用哥本哈根大会将怀疑论者的声音放大以扩大声势。25位美国科学家发表公开信辩称，“被盗的电子邮件内容不管怎样对于我们的总体理解没有影响，即人类活动正将全球变暖推进到危险水平。”

　　无论最后真相如何，气候科学家已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们那些“党同伐异”的做法，的确违背了科学精神。依照“怀疑论者”的看法，“气候门”实际上是政治绑架了科学，学术的纯洁性被玷污了。

　　尽管如此，全球变暖仍然是主流共识。近些年来极端天气愈加频繁，自然灾害事件接踵而至，表明地球环境的确在持续恶化。“气候门”事件不能成为人们逃避环保责任的借口，也不会是“怀疑论者”的“道德制高点”。走出“气候门”，摒弃利益纷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刻不容缓。

　　气候战中的囚徒困境

　　在大会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暗战”。每个与会方都面临着这样的“囚徒困境”：既想得到最好的结果，但又不能确定别人最后到底怎么做。问题很明显，谁能在这场角逐中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气候变化大会看起来更像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借以争夺整个国际碳排放市场的战场，而《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反映出各国之间的博弈结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关注仍然是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要发展就要排放，碳排放是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果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力所不及的减排重任，那就无异于剥夺其发展权。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场宴会，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一位穷亲戚，他只赶上喝了一杯咖啡。众人最后说实行AA制，所有费用大家平均分摊，这对穷亲戚显然不公平。因此，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呼吁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并不买账，强调“效率优先”原则，所有国家共同参与进行市场化的排放权交易。

　　在气候融资方面，需要多少钱？谁来出？出多少？谁管钱？把钱给谁？这些敏感问题使哥本哈根贝拉会展中心成为讨价还价的大集市。一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三巨头都把钱包捂得紧紧的，不愿承诺具体的义务，令发展中国家十分失望。更令他们愤懑的是，发达国家把“还债”当作援助，把“义务”视为施舍，把“债主”当作“乞人”。美国谈判代表斯特恩声称，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没有亏欠世界，也不会向中国提供减排援助。

　　《京都议定书》命运多舛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许多会场，经常可见两个并列的会议室，一个门上标着KP(京都议定书)，一个门上标着LCA(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这两个LOGO代表的就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双轨制”。

　　《京都议定书》只针对发达国家，没有规限发展中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要求在2012年之后延续《京都议定书》精神外再加额外条款；但发达国家则主张摒弃《京都议定书》，建立“单轨制”，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国家之列。“单轨制”的主张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非洲国家大声疾呼“扼杀《京都议定书》就是扼杀非洲大陆”。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如果取消京都议定书进行并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双轨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要求。”

　　会议进行到关键阶段，丹麦首相拉尔斯·拉斯穆森以推动谈判为借口，将主席国准备的所谓“丹麦草案”提交给高层会议讨论。发展中国家代表普遍认为，大会主席的做法违背了公开、公平原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三次拍案而起，他对拉斯穆森直言：“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最终“丹麦草案”胎死腹中。

　　在哥本哈根的暴风雪之夜，经过六个小时的“加时赛”，气候变化大会就最后协议达成一致。文件中标明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提供的资金计划以及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不过并未提到发达国家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的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说，“它尚无法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不管怎样，我们仍然真诚地希望，在减排希望之路上，各国都能够遵循“巴厘路线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框架，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核心和基石，凝练共识，加强合作，为人类的未来确定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因此，哥本哈根不会是终点，而是希望升起的地方。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