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金杯股票闯京城 一波三折地完成海外上市

　　1988：金杯股票闯京城

　　发行之前设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万职工，一人买1股，就有500万了，结果职工几乎不买。在公司以外卖股票，则更加艰难。无奈之下只得“内部消化”，号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厂长、经理来购买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1988年9月8日，初秋的阳光笼罩着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22号院，这里驻扎了十几个国家机关单位。

　　下午两点，人们陆续走过机关食堂时，却发现一件稀罕事。 几个工作人员在门口支起桌子，忙不迭地向路过的人热情推销着一种薄薄的纸片。食堂门口还贴着一张海报：沈阳金杯公司发行股票。

　　股票是啥？人们好奇地在海报前停下脚，不过真正掏钱的不到十人。没有料想，22号院里的这桩“稀罕事”，几天后却演变成中国股票史上的大事件。

　　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嗅觉灵敏的外国媒体纷纷跟进，金杯汽车当时的领导者赵希友还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当天上午，得知此事的国务院总理向国务院办公厅发问：“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出重要更正，称报道失实。赵希友被叫到北京写了一周的检查。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机关干部都退回了股票。风波并未就此平息，社会上很快掀起了一场“党政机关干部可否买股票”的大讨论。

　　1988年，中国股份制正尝试从民间探索的幽幽曲径，走向政策许可的大道。然而，面对社会上充斥的争议，股份制的命运有些扑朔迷离。只是，股份制的先行者们，并没停下脚步。“股份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是无数探索之后，自然而然走出的一步。”赵希友感言。

　　那些值得回忆的尝试

　　21年过去，“在中南海卖股票”的风波，已成为中国股票史上的标杆。年逾古稀的赵希友却很平静，在他心中，这场风波只是金杯在整个80年代的最后一个大胆尝试。

　　1983年，沈阳市准备将农机汽车工业局成建制地改造为一个企业性公司。“当时国内都在探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这是全国第一个试点。”

　　赵希友满怀憧憬地投身这场改造，发现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工厂四面透风，四处漏雨。工业局旗下虽然有96家与汽车相关的工厂，但整个资产少得可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加到一起，只有1.9亿。”

　　急于改变窘状的96家工厂，按照企业化的经营模式折腾了一年。意料之外，国家经济委员会考察后，在《人民日报》头版刊文称：“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用一年时间赚回了一个同等规模的公司。”试点让人看到了希望。1984年，沈阳成立了专门的汽车实体公司---沈阳汽车工业公司（金杯的前身），不久，董事会成立，赵希友出任董事长。

　　接下来的几年并不轻松。“我们常常无所适从。”赵希友说，沈车尝试了各种方式的探索，有些领域竟走到了全国前列：在全国第一个做租赁性经营，大企业里面第一个做资产经营责任制，也是在全国第一个采取“破产倒闭”的做法，比国内破产法出台还要提前两年。

　　铆足了劲要“自力更生”，但面对着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等现实难题，特别是汽车工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非常短缺，公司里一些解放初期就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发起牢骚：我们很拼命，为什么效益总是这么低？

　　困惑难解，赵希友决定去国外看看。日本的丰田公司震撼了他。“本来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纺织企业，突然扩张，不是因为攒够了钱，而是利用了全社会的投资。”而在美国、德国的考察中，赵希友发现各大公司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股份制。

　　找到“法宝”的赵希友，一回国就向上级提出“沈车要搞股份制试点”。此时，他才得知，从1980年开始，国内一些地区就悄悄用上了这个“法宝”。

　　“那时候搞得比较热闹的，有深圳的宝安、上海的飞乐、成都的蜀都、北京的天桥。”参与早期股份制设计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当时中央对“股份制”并没有任何政策暗示，但也没有禁令。

　　股份制就这样自下而上地酝酿起来，但因理论落后于实践，一直处于民间探讨的状态。“直到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才有了一个初步结论，股份制可以搞。会后就开始组织一些单位试点。”时任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司长的孙效良说。

　　有了高层支持股份制的明确信号，1988年3月，沈阳市批准了赵希友提出的创办规范化的股份公司这一建议。5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80年代最后一个大胆尝试开始了。

　　进京惹风波

　　1988年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了总价值一亿元的股票，每股100元。然而，股票发行不久却陷入僵局。

　　赵希友回忆，发行之前设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万职工，一人买1股，就有500万了，结果职工几乎不买。在公司以外卖股票，则更加艰难。人们都觉得是冒险。

　　无奈之下只得采取“内部消化”，号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厂长、经理购买。当时第一个租赁经营金杯公司汽油泵厂的厂长林方一人买了10万元股票，他把此举当成了捐赠。

　　为完成“大厂买一二万元，中型厂要一两千元，小厂则几百元”的任务，厂长、经理们绞尽脑汁。“有的厂用企业奖励基金贴现，原本100元一股，职工买算70元，工厂贴30元。后来有的甚至贴50元。”赵希友说。即便如此，发行量还是不到总数的一半。

　　此时，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们纷纷齐聚沈阳，发起了一场“股份制经济研讨会”。金杯的领导层由此生出一个想法：何不将剩余的股票拿到思维活跃的北京去卖？

　　9月，沈阳金杯派出几个代表来到北京。当时的国家体改委一位处长热心帮忙张罗，把卖股票的地点选在了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个下午，发行人员像地摊小贩那样，对每位路过的人反复解释，最后总共只卖出2.7万元。

　　海外上市的冒险之旅

　　无论政策如何波折，争议如何继续，1991年，全国股份制试点的实践已相当普遍，而理论界对此的认识也渐趋统一。“股份制能不能搞下去，并非取决于反对它的人，而是它自身能否规范。”刘纪鹏说。

　　1992年2月，原国家体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参会的试点企业表达了迫切的愿望：“不是因为外国有，而是我们改革到这个份上了，不改不行。”

　　一个月后，国家体改委成立了股份制三人小组，负责起草股份制试点意见。作为小组成员之一的孙效良记得，当时对具体怎么搞不是非常清晰，只有不停地下基层试点，广泛调研。5月，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及“两个规范意见”，还相继发布了12个配套文件。

　　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股份制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实践被摆上了台面。

　　也就在这一年，金杯开始了又一次冒险之旅。10月9日，英文缩写“CBA”的华晨—金杯股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大批投资者争相递交申购单。500万股被抢购一空，股价迅速从16美元上扬至20美元。

　　金杯由此被人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在国际上发股票的公司”，然而，发行不久，就有高层领导表示不满，赵希友为此赶赴北京，做了第二次检讨，原因是没有经过批准。“这件事情本身就做法来讲确实有缺陷，因为我们是夜行军。结果搞得很复杂。”

　　“夜行军”的做法是，7月24日金杯股票在国内上市后，就秘密开始实施一个计划：到世界金融中心上市。赵希友发现美国投资资金过剩，而金杯在国内募集的资金远远不够。

　　这个“天方夜谭”的计划最终得到肯定。当年10月末，江泽民接见赵希友，对他说：“金杯接通了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的管子。”

　　当赵希友一波三折地完成了金杯的海外上市之旅，孙效良则开始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海外上市之旅精心准备。

　　当时，香港联交所主席赴内地考察，向朱 基提出，能否找十几家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朱基表示赞同，认为今年就要争取十几个。而当时正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明确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

　　一个被称为“内地香港证券事务联合工作小组”的临时机构就此诞生。“在低调工作了9个月后，我们搞出了一套法律文件，一套会计文件，一套上市方式、方法的文件。”孙效良说。

　　1993年，青岛啤酒率先在香港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