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超5万亿元 面临严重债务危机

　　进退失据的地方融资

　　——信贷收紧后何以为继?

　　那么，已经向这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发放了贷款的商业银行，又将如何应对当前形势?

　　陶冬 的观点是，“目前能够做的主要是三方面的事，第一是严控新的不合理的项目;第二个尽快把建设项目进度加快，从而尽快产生效益和现金流;第三，银行应该在这些地方政府项目上做好足够的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呆坏账。”

　　据了解，银监会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告知各银行在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必须把握住“三条红线”不动摇。这三条红线分别是：第一，严禁发放打捆贷款 ;第二，不得与地方政府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第三，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并立即协商风险防范具体措施。

　　然而，记者注意到银监会“三条红线”并未涉及“地方融资平台”抵押物或质押物变动问题，而这愈发成为衡量贷款风险大小的关键。

　　央行的调研结论还认为，政府投融资平台总体负债率较高，盈利能力较低，透明度较低，银行对平台及地方政府的整体债务水平难以准确评估，信贷资金监管难度较大，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中国经济周刊 》表示，这些政府背景贷款项目往往周期长、规模大、同质化而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其未来收益，项目偿债能力 大打折扣，风险具有隐蔽性。

　　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银行在这样的资产表上继续放贷，可能会重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银行风险集聚暴露的覆辙。”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一轮建设高峰期，地方投融资平台仍然需要在城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这些平台的贷款能力受到限制，地方投融资平台所蕴含的危局将可能提前显现，并成为真正的危局，进而对中国经济 产生重大影响。

　　对此，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种情况显然是要引起重视了，不应该掉以轻心。不过如果我们国家经济 正常，在今后的过程中这些负债能够逐步得以消化。”

　　巴曙松却认为，下一步如何为城市化进一步融资?依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推动的政府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面临着制约。这个问题也许不会在2010年暴露，但值得关注。

　　财税体制改革的期待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待松绑

　　该来的问题迟早要来，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背后所包含的更大范围的地方债务危机 将如何化解?

　　解铃还需系铃人。

　　“中国当前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有大量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地方上要做很多工作，需要大量资金，而我国的《宪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如何弥补这个资金缺口，是各级政府都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的问题。”张斌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朝阳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刘光超亦表达了同样观点。在其看来，地方政府债务 的急剧累积和迅猛增长，已成为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并已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埋下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隐患。究其根源，既有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又有现行体制下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的因素;既有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又有地方政绩工程和管理缺位的推动，以及没有规范的制度化融资渠道，已久为人所诟病。

　　基于此判断，刘光超认为，一方面要严防产生新的不合理债务，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而更要紧的是如何清除历史遗留问题，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制定切实可行的偿债计划。

　　在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傅光明看来，建立偿债资金来源机制和偿债准备金制度，可以从6个方面筹措资金：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从市政配套费中筹集一定资金;从国有资产收益 中集中一定比例;在国库现金流管理上作文章，视财政经济运行状况，将库底资金作为压缩政府债务的辅助工具或机动财力;收回债务人 拥有的资产，通过拍卖、转让变现后抵偿债务;对行政事业单位拖欠的债务，编制部门预算时应安排专项还贷准备金。

　　当然，“上级政府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政策激励机制，完善财政体制和财政转移支付 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帮扶减债，采取措施减少债务负担，对国债转贷资金，属公益性建设的，建议中央财政给予豁免。对逾期债务和不良债务给予减免。”傅光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