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生一代 成长的烦恼

　　他们被称为“港生一代”。

　　如果做一个名词解释的话，大致如此：自2001年以来，内地夫妇在香港产下并自动获得港人身份的新香港人。在学理上，香港学者称之为“TYPE Ⅱ Babies”，以此区别于传统内地香港配偶所生的孩子。

　　港生一代，最早可追溯到2001年。那年，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相继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这从法律层面让港生的身份得到认同；而2003年港澳自由行，更是从心理和地理上，为赴港生子的内地夫妇打开了一扇大门。

　　从2001年620人到2008年25000人，40倍增速的背后，见证了内地夫妇们的疯狂，而港生们也因此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力。

　　10年，从BB到小学生，依旧生活在内地的港生们，注定成为香港“特殊的一代”。在他父母编织的“香港梦”中，这些孩子们正要或将要面临教育、医疗，甚至身份认同等问题，而身份附加的利益，更多时候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水中月”。

　　这个正在膨胀的人群，让香港的卫生、教育、房屋署等部门，不得不估量，乃至计划应对这些孩子在香港的未来。一名教育者说，“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但现在是时候准备面对他们了。”

　　3月1日上午，香港靠近深圳的边境地带，凤溪第一小学刚刚开学。下课铃响过，穿着蓝绿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哗啦”一下涌出教室，操场上顿时热闹了起来。两个低年级的男生玩起了类似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他们大汗淋漓地追逐着，一个高喊“咪郁（粤语指不准动）”，另一个用普通话回应“你来嘛”，最后两个小伙伴“嘿嘿哈哈”地扭在了一起。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两文三语’”。望着操场，校长廖子良意味深长地说道。

　　在香港，“两文三语（中文、英文书写；粤语、英语、普通话口语）”是1997年回归后语文教学的目标，学校要刻意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能力，但凤溪一小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香港境外，尤其是深圳地区，于是老师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要面对粤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多声道”局面。

　　早在1980年代，在香港新界北部，这样的学生已经陆续增多，他们有的来自父母北上工作、置业的家庭，有的是新来港的配偶移民。但是，从2001年开始，一个迅速成长的群体正强势地出现，他们被称为“港生一代”——父母均来自内地，他们自2001年以来在香港出生并自动获得港人身份。有香港学者将他们称为“TYPE Ⅱ Babies”，以此与传统的内地背景新港人（一般指中港配偶生下的孩子）相区别。

　　一个数据，佐证了这个群体的膨胀速度。据香港媒体报道，2008年香港新生婴儿多达7万多人，其中25000名是内地妇女来香港所生。而2001年，这个数字仅仅为620名。

　　通过对“港生一代”以及中介组织的正式访问，《南都周刊》发现，当初主要来自华南、以超生为主要目的、被认为是较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赴港生子群体，正向全国化、高阶层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更注重香港的教育和护照。而中介们多年的推销不但让“到香港生宝宝”从超生口号变成了中产时尚，还推动着都市人自行计算着远比投奔京广上高房价更美好的“香港梦”——譬如，在700万人的香港竞争多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位，比在内地与13亿人血拼北大清华要容易得多。

　　10年的时间，让“港生一代”正成为特殊的一代，在他们出生，就已经对深港两地的中介服务、医疗和房地产等行业带来了或短或长的刺激。

　　但至今，还没有机构对这批新香港人自出生后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做出过调查或者预测。不过，从卫生、教育到房屋、福利，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孩子们的父母都正在估量，乃至计划应对这些孩子在香港的未来。

　　“到香港生男孩去”

　　元宵节那天，深圳，陈秋萍还在为他8岁的儿子阿达踌躇，到底是继续让他在深圳读书，还是尽快到香港的小学报名。陈在2002年偷渡到香港生下阿达，现在阿达会不时提醒记者：“我是香港人”。

　　在8年前，中港之间还没有自由行。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陈秋萍，为了多生一个儿子，通过边境农民的船只、自行车接力，穿越河流、农田和检查站，然后躲到亲戚家，直到临产一刻才打车到香港医院。她离开香港是被警察递解出境的，但她的“突袭”也奏效了：“我蹲一两天拘留所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儿子在香港出生了，还能由亲戚抱着，从罗湖口岸堂堂正正地过了关。”这个母亲自豪地说。

　　陈秋萍回忆，她当年生下儿子的屯门医院，是一家被护士形容为“八成孕妇是内地人”的公立医院，其产科里大多是偷渡者（该医院位于新界部），以致警方要专门在旁边设置一个办公室。尽管生下来的孩子在2001年开始已被确认为香港人，但妈妈们当时的目的大多仍然单纯，“就是为了多生个儿子，而且在香港的医院生了以后不用罚款，也不用被结扎。”

　　根据香港产子中介“安宝”负责人Paggy谢多年的行业观察，至今“生男孩”仍然是内地父母赴港产子的第一诉求，从农村务工者到长三角企业老板无不如此，甚至一些有经济能力的男士，不惜以代孕或者包二奶的方式取道香港产子，务求生到男孩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对教育和护照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这位前助产士对记者解释说。

　　成功赴港产子的家庭很容易就成为亲戚朋友们的话题，陈秋萍也成了亲戚们的示范。她说，“我的几个亲戚都学我到香港生儿子，其中一个更连续在香港生了两胎。”

　　回顾内地孕妇赴港生子路，可以追溯到2001年。当年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相继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并因此为以后赴港产子的父母打开了一条通道：“不论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2003年，“港澳自由行”开始实施，孕妇们用港澳通行证就可以进入香港，这使内地父母港生婴儿的数字迅速爬升。即使2007年初香港加强对赴港孕妇的监察以后，还是不时有设法伪装为未孕的妇女试图过关。“她们比我方便多了”，陈秋萍说，“只要你在香港有亲戚肯收留你住下，你身体能熬过去，那就不会有问题”。

　　即使没有亲戚也不是问题。2004年开始，深港两地的产子中介开始出现，为那些在香港没有人脉关系，尤其来自广东以外的内地父母，提供类似旅游一样的配套服务。一些自信的家庭，近两年还通过自行预约香港医疗机构的方式，自行解决到香港生孩子的全程问题。

　　边境的松动令赴港产子的孕妇数字在近十年里猛增，根据香港统计署提供的数据，去年“港生一代”的出生量，已是2003年的10倍多。另外，根据记者的调查，一些父母在香港进行B超等产前检查后，也因为选择性别等各种原因终止怀孕——这表明赴港产子的大军比实际的“港生一代”更庞大。

　　孕妇经济

　　曾经有学者做过假设性的统计：2008年，内地夫妇赴港产子的数目是25000多名，若其中一半的父母是由中介包办，那么按照平均每人15000元港币的市场价格，那里也制造了1.8亿的行业收入。这也是香港政府不愿杜绝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一个现实理由。

　　Paggy谢在2004年成立了“安宝”，6年后的她已经完全熟悉了这个市场。开始的时候，她专门租赁了办公室去接待内地客人，但后来发现这并无必要，因为客人们往往早上来，夜晚前交钱走人。“大多数内地客都希望尽量节省在香港的旅费，如果我们一边陪他们去医院、办手续，一边跟他们聊业务和价钱，他们会更愿意。”

　　根据记者调查，赴港生子中介公司大致有两种形态：最多的是“纯中介”，也即是在内地招徕到客人以后，转到香港中介的组织，它们在内地几乎都是缺乏商业或医疗登记的机构，其组成人员以业务人员为主；另一种是在深港两地从事实质服务的机构，除了业务和行政人员之外，还需要有住房、汽车等配套资源，以及医疗专业人士提供实时服务。

　　密集赴港产子的内地父母还催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意。据港媒报道，在油麻地的人口出生登记处，由于前来登记的内地父母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些帮派组织忙不迭地为“客人”们代排队。“内地父母们宁愿付数百元，用一天时间把手续办完就走，总比连续排队几天花费更多旅宿费用要好。”又有报道形容，即使是专为内地孕妇在香港入境处排队，办理婴儿出世纸、护照、回港证的“排队族”，月收入都以十万计。

　　Paggy谢说她的客人并不算多，有意识地控制在每个月30人左右，因为要避免客人过多，没法保证服务质量。“我们同行之间的区别，大多是提供住宿和交通的标准不一样，或者对孕产和相关手续等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不同。”不过她也承认，如果是纯业务的中介，为了赚取足够的转介利润，顾客到香港后的食住行，都未必能达到原先承诺的水平。

　　保险业也有意外收获。因为无法确定儿子以后是否到香港定居，陈秋萍早早地托人在香港为阿达买好了私人保险。她的保险经纪人顺藤摸瓜，连带着把她亲戚的港生宝宝，都办上了保险。根据报道，一些香港本土的商业保险公司，更开始主动到深圳设点招徕生意。

　　另外，一个边境保姆车公司的冯姓负责人向记者电话介绍说，随着居住在深圳但要到香港上学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他们正在考虑增加车次，以应付未来的需求。

　　矛盾的产房

　　尽管未来的生意前景一片大好，但Paggy谢没有想过公司要扩张规模。“我觉得自己的生意并不那么光彩。内地方面有计生的压力，在一部分香港人看来，我们帮内地孕妇来港生孩子也是不受欢迎的。”

　　在香港的各种母婴论坛上，从2005年左右以来，一直有关于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的讨论，并零星地发生了一些网络骂战。在上个月，有一篇从凤凰网转帖来到本地论坛的帖子，介绍了详细的到香港产子的“攻略”，结果遭到了本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拍砖。

　　在有“港生一代”以来，香港本地对内地赴港产子的抨击高潮出现在2006年下半年。因为抱怨香港的妇科资源被内地产妇“占领”，一些本地孕妇在年末还上街示威，引发了媒体们多轮对赴港产子这一群体的关注，并以故事个案的形式描述了内地产妇赴港产子存在的冲院、走数、卫生、生活习惯等各种现象。直到今年初，香港重新开放内地产妇赴港产子登记，也依旧引来很多舆论的抨击。

　　为了安抚港人的焦虑，香港医管局近两年反复公开地承诺，强调医疗资源“一定会优先照顾本地孕妇”。一方面，从2007年2月开始，继2005年9月实施对非港人产妇收取2万元的产科服务套餐收费后，当局把费用再度提高到39000元（有预约者，无预约者48000元）。在去年10月，医管局还宣布所有公立医院“在2009年剩余时间不再接受内地孕妇前来分娩”。

　　不过在公立医院系统之外，内地孕妇已经成为私家医院们的财源。在各家内地人比较熟悉的私家医院，产科入住率都在8成至满员之间，养和、浸信会等私立医院产科出名，更开始动工扩建产科，据估计可以使私家产科的“生产能力”比过去提升20%。

　　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行情也是水涨船高。根据曾接受《南都周刊》匿名采访的助产士ADA以及Paggy谢的介绍，私家医院向公营医院挖人等因素，使助产士们的收入提高了20-50%。“以前香港人不爱生孩子，还没有打开门的时候，助产士也就刚刚够香港人自己用。这些年内地产妇越来越多，很多同行都没有了假期。”ADA说。

　　在香港大学社工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看来，内地父母来港产子更像一种短期的“消费模式”：一方面买来“合法居留权”，另一方面享用香港较好的医疗设备，一举两得。“这些‘另类消费’刺激了经济，有很多私立医院都因内地妇女来港产子而生意兴隆，但这只是短暂的收益，因为这些婴儿的父母并没有居港权，有谁会照顾他们呢？”叶兆辉担忧地说。

　　艰苦的起跑线

　　很多中介广告都这样写：“让（去香港生的）宝宝赢在起跑线上。”一些香港本地人则这样描绘他们对“港生一代”的担忧：“他们出生的时候，占领了医院的床；他们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抢了学位；他们长大以后，可能会靠社会福利过活；他们来香港的话，会占去廉租房的名额……”

　　在纳税与问责意识浓重的香港，公立医院被认为是政府为普罗大众安排的医疗保障与福利体系，收费低廉但求医者众多，哪怕看个感冒发烧也要排上半天的队；因为资源有限的产科受到内地产妇的冲击，计划或试图在公立医院分娩的香港人对产科的资源分配就更加敏感。

　　不过新界校长会主席朱景玄对此不以为然。“这些小孩绝大部分都住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地，为什么没有人计算他们从幼年起就给香港纳税人省钱呢？”他对记者说，“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他们越早来香港读书，尽快跟上香港的教育，是对香港越好的事情，但我恐怕对能早来香港读书的情况不乐观。”

　　与陈秋萍一样，家住在深圳的林嘉，一个注册会计师，刚把港生女儿送到了南山区一所私人幼儿园，之前还经历了曲折的考虑过程。“很多家长都在等小孩大了一些，能自己过关了，就去香港读书。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时候再说吧。”她对记者坦承。

　　对于香港人，有9年强迫教育和12年义务教育，香港公民从幼稚园开始就可以享受读书券、津贴等一系列优惠，一些家庭收入偏低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费用全免，另外还有儿童单身综援等等。不过据朱景玄介绍，对于家长是内地父母的孩子来说，由于港方无法查核他的家庭情况，这样的申请比一般香港人要困难得多。

　　在朱景玄看来，如果一个内地学生在五年级或更晚的时候才到香港读书，除非他先前一直在接受相对昂贵的国际学校课程，否则很容易导致香港新移民经常遇上的问题，譬如英语跟不上，成为社会竞争中的落伍者。

　　每天早上6点多，有将近万名学龄儿童在深港的关口过关上学，这些孩子被叫做“跨境学童”，廖子良跟他们接触了很多年，近来也开始特别留心“港生一代”：“跨境学童每天的生活本身就比较艰苦。如果父母都是内地人，更没有人对孩子来往学校进行照顾，或者参加与校方配合的教学活动，遇到的问题只会更多。”

　　不过更多内地父母在赴港产子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技术问题。“我经过计算，觉得700万人里考个港大科大等一流名校的机会，比起13亿人里抢北大清华的机会要大得多。”林嘉回忆自己赴港生子的决定时反问记者，“即使这个不能实现，有香港的护照在手，孩子出国也会比在内地方便吧？”

　　不曾确定的“香港梦”

　　在经过围绕产科医疗资源的争论以后，近两年，香港政府部门对“港生一代”的关注，已经开始向教育、福利乃至住房方面考虑。“不过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谁都不知道这些香港公民什么时候要来，或者来干什么？”香港大学社科院研究人口问题的助理教授张筱兰对记者说。

　　香港《紫荆》杂志曾发文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孩子大多数刚刚出生就被父母带回内地了，但他们是香港身份啊！他们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在外地教育情况如何？香港要不要为这几十万人计划房屋、教育？人才计划怎么制定？这些都成了香港政府面对的不确定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曾赴港生子的内地夫妇——尤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士，都拒绝了记者的访问要求。对于香港的专业调查者们来说，他们能做的，目前还只能在出生登记处，对内地父母们进行孩子的未来诉求调研。

　　从内地到香港，不过已经有零星的研究，对“港生一代”轨迹的决定者——家长们进行过调查。香港统计署曾经在2007和2009年分别做过初步的调查，其中一个调查显示，大概86%的内地父母在香港产子后会立刻把孩子带回内地，并打算“子女在21岁前一定或可能返港居住”；另一个报告则认为，父母均为内地居民的婴儿中，约9%的父母表示其子女会留居在港，91%的父母打算把子女带返内地，而当中约29%打算在孩子3岁或以前回港，约49%打算在6岁或以前回港。

　　无法确定的港生动机，使港府在相关群体的政策方面，一直处于观望和调研的状态。不过香港本地媒体们大多倾向于悲观的考虑：譬如，在两年前，媒体就引用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字——“到2007年3月，共有102名在港出生、父母均为内地人士的儿童申领综援，他们的年龄介于两个月至17岁……社署强调会定期覆检个案，核实受助人是否符合资格，也有诈骗案调查队深入调查诈骗个案，防止滥用。”

　　香港房屋署也在审度长远对公营房屋需求的影响。房屋署相关人士在对记者的采访回应中表示：由于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要到18岁才有资格申请公屋，“预料短期内不会对公屋需求构成很大压力，但当局仍会审视长远人口增长，以便进行公屋发展规划。”

　　虽然有香港本地孕妇抗议内地孕妇来港产子，但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内地孕妇却不敢大意。一方面，这涉及人道理由；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人普遍面临巨大工作与生活压力，不愿生子，直接导致香港的出生率曾出现连续下滑趋势。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兆辉提出，内地人来港生孩子，或许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劳动人口。“政府可以设定一种另类的移民配额，设立评分机制，甄选一些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非港人父母，使他们能够与儿子移居香港，提供适当的配套，使他们很快参与经济活动，有助纾缓本港人口老化问题。”

　　对内地“港生一代”的争论和审察，仍然会在内地父母和香港人之间，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