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成都打出了一套发展方式转变的“组合拳”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蒲宇飞研究员昨日做客“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网上论坛”，谈科学发展的“成都模式”与西部大开发新阶段的成都机遇
主题七：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西部大开发
嘉宾：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蒲宇飞研究员
主持人：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今年是成都市按照新的城市战略定位，启动实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第一年，与此同时，西部大开发在10周年之后，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全国“两会”期间，西部大开发成为众所瞩目的热点话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成都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城市、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引领城市。并将成都的城乡统筹、科学发展之路总结为“成都模式”。在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成都面临什么样的历史机遇？西部大开发对成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意义何在？
昨日，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蒲宇飞研究员做客本报与成都全搜索联合主办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网上论坛”，与网友们一起分享了这一话题。
专家档案
蒲宇飞（图右），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现任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研究员，曾先后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国务院体改办国际经济体制比较司、综合司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在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有关部委、国际组织课题20余项；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等多项文件、规划起草工作。
国家信息中心《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课题组执行负责人和执笔人。
西部大开发新阶段，会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
主持人：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到目前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方面尚待突破？西部大开发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在发展方式上有何不同？
蒲宇飞：我个人对西部大开发的十年成就有“三增”“两减”的概括。“三增”就是GDP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以及开放意识、发展后劲和管理水平的增强；“两减”是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西部和东部、中部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在减缓。
尚待突破的地方，我觉得是西部发展的几个制约因素，包括人才瓶颈、观念瓶颈，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和东部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一个连续的发展战略，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发展方式上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首先，经过第一个阶段的10年，不管是经济基础还是体制基础都大不一样了。其次，外部环境也不同了，前些年的对外开放为我们提供一个广大的外需空间，但现在这个外需空间，处于下降或是徘徊期。在外部压力之下，西部和东部一样，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要素的投资结构。
总的来说，未来西部大开发，会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社会和谐。
解决“三农”着力点在城市化，西部城市化亮点在成都
主持人：国家信息中心为什么选择成都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对象？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眼中的“成都模式”。
蒲宇飞：成都为什么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我用4个“点”来做一个总结：重点、难点、着力点、亮点。在国家“东部崛起，中部振兴、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中，我想重点是西部。而西部大开发难点在于怎么解决“三农”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着力点在城市化。西部城市化的亮点就在成都。
成都的城市化模式，在我们看来应该是非常成功和富有特色的。我们将“成都模式”用“三轴三阶梯”来概括，三轴即以呈辐射状的“复合城市化、要素市场化、城乡一体化”为路径和驱动力，三阶梯则指从“全城谋划”到“全域统筹”再到“全球定位”的三个历史阶段。
如今，成都又提出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正是从全球范畴确定自己的定位。在不同的阶段，成都的视野都在不断拓宽，着力点也在不断调整，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纬度上，都在不断提升。
成都最大的亮点是“战略家”推动的政府创新
主持人：您说，西部城市化道路发展中最大的亮点是成都，那么“成都模式”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有什么特点和经验，可资推广和借鉴？
蒲宇飞：我认为“成都模式”最大的亮点是政府创新。成都的政府创新包括城乡一体化实践中的创新意识、创新勇气、创新能力、创新韧性。
我在调研过程中，曾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有过交流，他认为成都的决策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家。我很欣赏“战略家”这个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地方政府的制度竞争背后需要一群优秀的战略家。
基于创新精神，成都发展方式的特点，在于在城乡一体化实践中把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落到了实处，包括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内与外，以及在统筹区域发展中，把周边城市纳入都市圈。因此，成都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在创新基础之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引擎城市”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不止于成都
主持人：课题组的调查报告称，成都已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城市”，对这个“引擎城市”怎么理解？它有什么指标和标准？这对成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意义？
蒲宇飞：我用8个字概括“引擎城市”的内涵：引领方向、带动发展。引领方向是指，要引领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和发展路径。比如，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非常有创新价值的理念，包括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城市定位和长远目标。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不只是适用于成都，也应成为其他很多西部城市的发展方向。
至于“带动发展”，是指作为一个城市来讲，要“以城带乡”“以点带面”以及在区域合作中更大范畴的带动作用。从这两个角度，成都都充分体现出作为西部大开发引擎城市的特点。
这种“引擎城市”，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不止于成都。我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追求共同的富裕。我想未来的国家战略，会更多地追求相对均衡的发展，这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成都作为一个西部的增长极，通过带动整个周边地区、西南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最终会促进西部与东部均衡发展的格局形成。
“标杆城市”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重要支撑
主持人：课题组的调查报告认为，成都已经成为“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对这个“标杆城市”怎么理解？它有什么标准？对成都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起到什么作用？
蒲宇飞：“标杆城市”的提法，是2007年我们和世界银行一起做的成都投资环境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世界银行从2002年开始开展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研究，当时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在对内资企业的总体投资环境方面，成都在全国120个城市中排在14名，是中西部地区唯一进入前15名的城市。
我想成都把2010年作为“对外开放年”，正是基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树立“标杆城市”形象，而做出的非常正确的举措。
投资环境改善，对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改善了，调整产业结构就有了基础，调整需求结构也有了基本的环境。
“引领城市”带动创新型区域，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主持人：课题组的调查报告还认为，成都已经成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引领城市”，对这个“引领城市”又怎么理解？它有什么标准？这对推动成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蒲宇飞：我前面讲到，成都发展方式的特点在于创新驱动。成都一没有富矿，第二不靠海，第三也不沿边。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都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
所谓“引领城市”，我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创新型的城市带动创新型的区域，然后来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这是一个链条。我们2020年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怎么建呢？更多的是要从创新型城市开始。
另一个方面，成都的“引领”首先是指制度创新。成都城乡一体化实践从政府的制度创新开始，来带动市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创新，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实现。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在战略规划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主持人：在城乡一体化实践进行7年之后，成都提出要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这与调查报告中称成都进入城市化“全球定位”的阶段不谋而合。这表明成都已经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到战略层面，您对此有何评价？
蒲宇飞：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我个人理解，是城和乡几个方面有机的统一。一是城之“魅”与乡之“美”，即把城市的魅力和乡村的美丽结合；二是，城之“动”与乡之“静”结合，即城市的繁华和乡村的静谧结合；三是城之“富”与乡之“乐”，即城市的现代和乡村的乐趣进行结合。我们通常说安贫乐道，但在这样一个现代田园城市里叫安富乐道。
因此，我非常欣赏成都提出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理念，在这样一个战略规划之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想可以更深刻、更扎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
成都内需与外需比翼齐飞，先发与后发优势兼具
主持人：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成都和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此如何理解？特别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成都具有哪些方面的后发优势？
蒲宇飞：成都的后发优势，从需求结构来说，不像东部的发展模式那样更多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不用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苦。因此，成都在外需方面尚有较大发展空间。而从内需上讲，成都通过城乡统筹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自然带来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这为内需的扩大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制度保障。成都的内需和外需可谓是比翼双飞。
从供给结构来讲，作为旅游城市和消费城市，传统的服务业一直是成都的一个优势，现在服务业又是成都的一个增长点。某种意义上，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这不是成都的后发优势，而是一个先发优势。
再从要素投入结构来讲，成都在统筹城乡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包括社保、教育、医疗等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提升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当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一种投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人力资本。成都在城乡统筹过程当中，实际上释放了大量的、潜在的人力资本，是成都未来最重要的增长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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