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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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明星很忙，天上地下四处跑，东西南北到处转。都知道明星很有影响力也很有责任感，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一句顶一万句。都知道人大政协开会就是为了听取代表委员们的意见。所以，明星委员们在两会上的提案也就特别引人关注。很忙的人想替老百姓说话，他们都能说些啥?到底是不是根据自己这一年生活中的感悟，随便一拍脑袋就写个小学生水平的东西出来?或者像刘翔那样，让几个人帮忙鼓捣一个?媒体这么猜测不能说没有根据，但事实未必就是这样，起码根据本报记者对朱军、巩汉林、关牧村等几位委员的采访，今年两会上的明星委员的提案，还真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水平”高低且不论，起码展现了公众人物这一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
专家型
巩汉林：不要把所有提案都当成小儿科
提案内容：巩汉林今年提出《保证听证制度执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建设》的提案，希望政府要阳光执政，这和温总理的报告很吻合。
信息来源：长期调研
出炉过程：
在文艺组的政协委员中，巩汉林是相当认真的一个。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准时提个公文包来开会。提出这个提案，源于去年他的一份社情民意得到的回复不是很理想，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做成提案。“这关乎到公共利益，在决定一个事项的时候，按照《国家行政许可法》是需要采取听证的，它没有采取，这就等于是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等于是剥夺了公民的公共利益，等于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这是不可取的，这是行政职能部门不应该做的，这等于没有以民为本，也没有执政为民，是滥用职权。”
他透露，这个提案完全是他自己完成的。“我没有总编室，也没有总编管我。我就是我一个人做。”他透露，做起来会遇到很多专业知识障碍。“你比方说听证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哪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制度，我们怎么来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不要把所有的委员提案当成小儿科，那是错误的。我们做这样的事肯定要做专业调查的。不是像有些媒体说我们的提案都是小学水准，胡说八道!你看到我们的提案了吗?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提案你随便评价，那不就是信口开河吗?”
他还表示，他不光只忙春晚，提案也是他最要忙的一件大事。“人心、良心的培养和滋润，这是第一位的。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文化素质很重要，也就是说自我修养是第一位的。你的艺术水准也好，你的文化水准也好，你的综合素质也好，体现在哪儿?自我修养，这个很重要。”
同道中人：杨澜
杨澜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对相关领域有很深研究的人，但她的提案却显得相当专业，一看就是下了很大力气，咨询了很多专家意见。她的提案是希望政府引导更多的大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借助这个契机也可以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干型
朱军：发放问卷数万，做了一年调研
提案内容：关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信息来源：长期调研
出炉过程：
之前刘翔曝出自己的提案由别人操刀，朱军对此没发表意见，但强调自己是亲自去做了调研。“真可以说是一年的调研，大量的调研，我们发放问卷数万份。我个人去年去过的中小学不下20所，我直接地面对的孩子数千人。听他们讲述他们个人的故事经历和感受。”
朱军关注的问题主要围绕青少年教育，比如青少年减负。“我们喊了这么多年要给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减负，但是由于大的社会环境，学校把奥数停了，学校周边各种各样的奥数培训班应运而生。其实还是应该有更加有效的方法，能够控制这样一种状况，让孩子们真正快乐地、健康地生活。”
有些委员呼吁要“取消中考”。对于这个问题，朱军觉得现在提出来还为时过早，“因为各方衡量的标准不同，当它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实用价值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在社会上真正地消失”。
同道中人：王小丫
“小丫跑两会”是央视两会报道中一道风景线。今年小丫最主要的提案是地震后灾区老百姓的生活就业等问题，为此，在两会还没有开会之前，小丫特意跑去灾区收集资料，对四川经济如何重振、教育体系怎样恢复等各个问题都花了大量时间来搜集资料。
○与提案有关或无关
倪萍严防提案曝光———
我还不够你们折腾的!
去年倪萍因为被媒体曝出“主张封杀山寨文化”而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今年，倪萍吸取教训，谁问她提案的内容她都不说，守口如瓶。尽管如此，倪萍还是再次“受伤”。首先是她跪在地上拍冯小刚的照片被媒体作为花絮曝光，然后她说她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几乎全部提案都投了赞成票，言论一出，又是一片哗然。昨天她在会上说起这两个事情很不满。
开完会之后，本报记者也想采访一下倪萍今年的提案内容和出路过程，但倪萍闻言马上说：“我还不够你们折腾的!胡说八道的，我自己有机会说，还借你们说!”(“那你现在是不是不信任媒体?”)“什么叫不信任媒体?明天一出来，大标题又是：倪萍不信任媒体!不说了不说了……”
慈善型
关牧村：让助理赶紧给他们送钱
提案内容：关于特困家庭重大疾病的救助问题。
信息来源：媒体报道
出炉过程：
关牧村对记者透露，之所以关注这个方面的问题，是看到媒体报道一对兄弟得了脑脊椎炎，母亲不堪重负自杀了，父亲卖了新盖房子，卖了5万块钱，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看病，住着地下室，捡着破烂。“我看了特别难受，当时我让助理赶紧给他们送一万块钱去，让他去了解情况，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提案。因为我看见不止一次这样的报道，报纸的慈善版面，电视台的《共同关注》，我特别关注这方面的节目，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看是不是由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提供机会减免这些费用。很多贫困家庭得了这种病是没办法解决的。政府、医疗机制、社会基金团体三方面救助这些特别困难的孩子和家庭，这样可以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给他们基本的生命保证和生活保障，体现我们和谐的社会，体现社会没有忘记这些需要关注的人群。”
在写提案的过程中，她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也询问过很多红十字会的朋友这个提案有没有必要提。得到肯定后，她才开始调查研究。还有一个山东的朋友告诉她，他们有一个地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事情，一旦家庭中一个人生了大病，一个家庭跟着遭殃，东借西借。
同道中人：崔永元
小崔今年提交的众多提案里，有一条就是如何帮助灾区孩子生活。他说：“灾后我又去了两次灾区，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学校的开学典礼，一名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拄着拐杖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问我：叔叔，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看见我点头后，他就高兴地扔掉拐杖，一条腿蹦着到课桌前拿出纸和笔!其实在地震后，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有的甚至还失去了亲人，我非常关心他们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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