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掘金老龄化？
王羚 赵杰
25岁的江苏姑娘张婧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在家“待业”两年了。她毕业于河北一所民办大学的德语专业。德语只会简单的听说，英语国家四级没有通过，其他专业一无所长。她曾在北京短暂逗留，想寻得一份工作，但最终失望而归，只好每日闷在家中。
在关于人口红利的统计数据中，张婧是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被统计在内，是人口红利的增加因素。但现实却是，她长期赋闲在家，从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中的分母变成了分子。
张婧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由于教育等方面政策的不足，曾被罩上光环的人口红利或将成为未来巨大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之际，如何从数量巨大的人口中挖掘收益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即将结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
3月23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红色警报》的研究报告，阐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泡沫和可能的巨大危机。
文中谈及人口时这样论述：“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
由于对劳动力数量的关注，近年人口红利这个术语在中国成为一个普及率超高的热词。媒体、学者乃至民众都在热议：人口红利枯竭带给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将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红利期是根据总抚养比计算出来的。一般认为，当非劳动年龄人口（0~14岁的少儿与65岁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低于50%的时候，一个社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在此期间，同等政策条件之下，同量投资可以带来更大收益。而当总抚养比高于60%的时候，则进入人口负债期。
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何时结束，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搜集，目前至少有从2012年到2030年五个版本：2012年，夏威夷大学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的观点； 2013年，由招商证券等研究机构提出；2015年，国内知名人口专家、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这是目前较被认可的一个版本；2020年，较多人口学家认可，偶被官方采纳，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030年，由于这一时间点的计算基于1.8的生育率，而目前人口学者普遍认同中国生育率远不到1.8，因此这一观点基本被否认。
综合各方研究成果，一个结论可以清晰得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告别人口红利。
这听起来有些盛世危言的味道。但事实已无法回避。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此轮民工荒是暂时性的、区域性的。但无可否认，廉价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年代已经远离了中国。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也从此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快跑。根据蔡昉的测算，人口红利在此期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27%。
人口经济学专家认为，这个比例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各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33%至50%。
而对于过去四十年中国在挖掘人口红利方面的政策，不少人口经济学者及机构表示，总体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人口红利期只是一个机会窗口期，如果政策不到位，常常可能是只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专家姜全保直言，中国这一时期的政策并没有充分挖掘人口红利。他分析，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半失业状态）的存在是一种浪费。人口红利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打了折扣。
同时，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低下使得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只能靠加工廉价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并大量出口世界。人力资本的不足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较好发挥。
另外一个让姜全保感到痛心的事实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人口红利，而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实物财富。
目前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而中国分配率却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与GDP之比仅有11.11%。
“中国经济和百姓没有充分享受到人口红利的好处，却必将面临人口亏损的现实，比如，那些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逐步步入晚年，他们如何养老？”姜全保发问道。
更大的金矿？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说，人口红利期的终点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如何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枯竭之后寻找到有力的替代引擎？一些学者提出了“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
梅森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与经济学教授罗纳德·李（Ronald Lee）合作于2006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Finacial &Development 上发表《两次人口红利》一文，对第二次人口红利问题做了清晰的阐述。
他们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发生，二者有可能重合。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两个特点：不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有清晰的起始点，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无限期的；对于有效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梅森的调研结果发现，在每一个经济体中，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贡献率都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在梅森和罗纳德·李看来，一个社会能够获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红利，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更好地支持老人。
“在当前和未来10~20年，想办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已开始经历迅速的老龄化。” 梅森表示。
蔡昉是国内人口学者中态度鲜明支持“第二次人口红利论”的一位。他认为，在老龄化初级阶段，政府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水平等有效的政策，可以使中国获得持续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穆光宗则更愿意用“老年人口红利”来代替“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一提法。他表示，中国应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老年人口红利将成为社会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掘金？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2030年。68岁的老李正开心地与老伴准备出发去印度旅游。身体健康的老夫妻俩有充足精力经营他们投资的宠物店，而比较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令他们无后顾无忧。由于只有一个孩子，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笔不小的钱款以备老年的不时之需。
这是一个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近乎理想化的想象：老年人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不仅消费、投资，还有较高的储蓄来帮助社会积累资本。
而这一场景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之后，通过采取恰当措施，填补好其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漏洞，并系统解决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
梅森就中国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分配。过去和现在中国在实物资本方面投资过多，而在下一代劳动者的健康、教育方面投资不足。”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到本世纪40年代后期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因此，养老保障问题是首要的难题。
除了养老保险之外，被众多人口专家反复提及的是教育。尽管对于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尚存争议，但是本报记者采访的六七位国内外人口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必须通过教育的提升来增加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总体来说，中国教育面临机会公平和教育质量两大问题。专家建议，一方面，应想方设法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让城乡的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则要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年，目前这个数字在9.5年左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在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左右。
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强调，与受教育年限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的提高。
“就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的年限也并不一定过短。现在的关键是人才素质的提高。如果教育领域只注重盲目数量扩张而不注重素质提高，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张丽宾表示。
姜全保则认为，中国重学历忽视技能的教育已经带来劳动力供应的结构失衡，下一步尤其应注重发展职业教育。
无论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还是意在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第二次人口红利或将成一座蕴藏更加丰富的金矿，只是中国是否有能力挖掘到它，尚在未知。摄影记者/王晓东
争议人口红利
赵杰 王羚
人口红利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提出，在其2002年的专著《人口红利》（The Demographic Dividend）一书中，他在封面的位置提出这一理论是“对经济影响和人口变化的新视角”。
他在书中指出，关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一直在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间引发争论，大部分的争论者因过多地注意了人口规模和增长率，而忽视了年龄结构这一重要因素。他认为，支持人口红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
最早将人口红利理论引进中国并一直力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将人口红利定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以此概念为基础，他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并提出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家应提早做政策和制度准备。
在引进这一理论的同时，蔡昉也一直强调与布鲁姆相同的观点：应重视人口结构。在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一结构基本按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儿童比例和老年人比例来解释。“我们现在用人口红利的含义是有足够的劳动力供给、有较高的储蓄率”。
不过，由这一概念和定位思路出发的研究以及相关结论，并不为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官员所认同。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人口红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过分夸大其作用，会对不懂理论研究的人造成一种方向性的误导。提出人口红利的目的只是为重视这一机会窗口因素，但是没有它，中国的经济依然要增长，劳动力供给依然会很充分。
不过，纵观中国目前的争论，似乎并没有跳出布鲁姆书中所描述的几种争论范畴：悲观主义者——人口增长会阻滞经济增长；乐观主义者——人口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中立主义者——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无明显影响。
围绕人口红利，在基本认同这一提法的前提下，专家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何时关闭；第二次人口期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何时到来；与人口红利相比，是否更应该重视人口负债。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由于人口负债的存在，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只能作为特定阶段内的一个机会窗口，它随时会关闭。
布鲁姆认为，人口结构变迁由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两种因素共同促就，但是它们的发生并不同步，“生育率在死亡率下降一段时期后才开始下降”。而当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口死亡率都下降时，人口平均寿命提高。此后，会因为儿童抚养比重的降低，导致养老问题加重，总的劳动人口比例发生变化，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养老和老年保健等问题严重，并且经济增长会随之放缓。
他所描述的这种问题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就是人口负债的一种表现。
“中国正在迅速地走向老龄化。”夏威夷大学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也同时出现在国内诸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口中，这就意味着人口负债是必然正在发生和将会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姜全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人口负债和人口红利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有了人口红利，就有了人口负债。”中国会在2020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期。
姜全保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明确反对者 。他认为，中国第一次红利期都没有把握好，针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所提出来的制度安排等等根本不现实。
他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农村，而农村的老年人，包括大批农民工的养老，很快就会击破“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至于“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现在的问题是大批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找不到工作，这不是教育水平的问题了。
“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本是我们应该在建国之后进行的事情，或者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事情，我们已经错过了把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不赞同有第二次人口红利。”姜全保表示。
陈友华在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一文中认为，无论是人口负债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支付上出现错位的结果。
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都会经历少儿期、成年期与老年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大部分属于消费人口、消费和生产人口、消费人口。“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资（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
正是由于人口负债的存在和人口红利的短暂性，针对去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所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蔡昉指出这是现有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由此，他提出应通过制度安排来开掘和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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