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得去“慢生活”的田野吗

　　每天早上，在我急匆匆赶着去上班的途中，总能看见一群在广场上打太极的老头老太，在心生羡慕的同时，发现太极真是一种“优美而缓慢”的生活艺术，在一个强调“增长”的年代，“缓慢”已经离开我们太久了。不久前，意大利“放慢生活节奏协会”负责人布鲁诺·孔蒂贾尼（Bruno Contigiani）来到浙江大学，倡导“慢生活”文化，如果你是急匆匆地赶着去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会有“意大利警察”将你“逮捕”。

　　在“后危机”的时代迷雾里谈论“缓慢”，似乎颇有点不合时宜，可细一想，不正是因为我们告别了“缓慢”，人心的“悠然”才变异为“贪婪”的吗？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缘何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海啸？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场危机理解为“金融”危机，试图用“次级贷款”、“金融洐生品”、“流动性过剩”这类概念去理解这场危机，如果我们把中国危机的根源仅仅归咎“出口需求”锐减的话，显然，我们并没有理解危机的本质。华尔街的金融洐生品作为贪吃蛇的游戏，实质上是美国人对未来的过度透支，本质上是人对物质（自然）无餍追求的贪婪本性使然，而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是对这种无餍需求的刻意逢迎——当然不是道德意义上，而是经济学意义上博弈的结果——它客观上使中国经济起飞，并迅速将其带入工业化的发达阶段。但价廉物美的出口商品，在赚取了大量外汇，成就中国经济辉煌的同时，也事实上帮助了美国人将其对未来的透支转嫁到了中国。“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是这种发展模式的“苦涩成功”的生动写照——中国的“水和土”和工人的“血和汗”换回了经济的增长，却也因此萌生了生态恶化挥之不去的梦魇。背离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出口导向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间接出售资源”导致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逐渐丧失，还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熵值的不断积累——因而与发展的本义（社会总熵值的不断降低）相背离，这是造成我们目前经济困境的真正原因。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工业社会增长的结果，也是增长的根本困境所在，是把极度膨胀的权力意志强加于被人视为对象的自然之中的本体思维对人的思想嵌入的产物。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副标题为“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中，对此已有深刻阐述，可见，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危机由来已久，虽然随着科技进步和西方工业国家将此种困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而有所淡化，但时隔近四十年，危机的矛盾——因增长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益加尖锐，此轮经济危机，正是这种逐渐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危机的“金融”面纱，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范的工业社会穷途末路的遮羞布，它把工业文明中“异化的人”的贪婪造成的对自然的伤害，装扮成“国际金融和贸易”问题，并用没有道德负担的“经济人”来掩盖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兼有奥地利学派色彩的经济学家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为人性的贪婪开脱，把危机归结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归结于“政府失灵”，从而消解经济增长带来的“罪恶”和“焦虑”，但事实上，不再相信“快速增长的谎言”的焦虑，还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弥漫开来，电影《2012》，是对这种焦虑极致地艺术表达——增长的极限提前到来，人类终结了自己和星球的历史。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焦虑投射的结果。 如果说电影《2012》是在想象中展开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反思的话，那么现实中，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悄悄调整它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消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危机中，英国政府首先公布了“构建英国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新工业，新工作》，谋划未来英国的经济发展方略，反映出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危机的反思和对困境的突破开始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因增长而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一个生态学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在笔者所在的浙江地区，在一些学者把浙江模式的成功归因于浙东学派的文化渊源时，殊不知，本是山花烂漫的浙东唐诗之路，彼时正笼罩在由化工厂、制药厂排出的废气汇合而成的阴霾之中。

　　地方政府用“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体现了一种唯利是图的，狭隘的机械主义的局限性，这甚至会导致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所说的，“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进而毒死自身的饮鸩止渴式的悖论。中国人只有重新学会过“有节制的”和“缓慢”的生活，才能从弥漫着黑烟和焦臭的工业文明的火光里的浴火新生。这将既是一个经济增长摆脱自然桎梏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被赋予生态德性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解构又建构的过程，更是一个人被赋予无限的自然丰富性而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

　　太极的“缓慢”曾经是我们的生活智慧，“采菊东蓠”的南山后面，曾经有我们广袤的精神田野，可是，今天，我们还回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