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的杨杨没有上幼儿园，跟随在温州打工的母亲身边，帮着做一些杂活。朱韶蓁 摄
目前贵阳市正规运转的幼儿园远远达不到市场需求，能够提供给家长的大多是中高档幼儿园，而低收入群体需求旺盛的中低档幼儿园普遍缺乏。
黑幼儿园主要招生对象是外来员工子女，而他们的惟一“优势”就是收费较低。“他们顶多算托管园，根本起不到幼儿启蒙教育作用。”一位民办幼儿园负责人说。
在正规幼儿园投资巨大的情况下，符合标准的幼儿园大幅度降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黑幼儿园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困扰教育的一个难题。
“学费又涨了，咱上还是不上？”“下个月还得出去打工，要不先叫孩子回家吧。”
一问一答之间，父母为难之情尽显。
每个城市高速发展的背后都有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队伍，默默地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和进步作贡献。但近年来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正规学前教育越来越成为摆在教育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近日，记者走访了贵阳市多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城郊接合部及城中村，对农民工学龄前子女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爸妈就是幼儿园” 5月17日下午，在外面的小孩戏耍游戏时，5岁的小李静安静地趴在贵阳市煤矿村的一间出租房的窗台上等着妈妈回来，房间里摆满了儿童玩具，废弃的儿童食品包装袋扔了一地。
李静的父母来自毕节纳雍县，在贵阳市一家饭店里做清洁工人。小李静原本在附近一所黑幼儿园入托，但这几天幼儿园已停办，父母被迫把她接回了家。
李静母亲的前一份工作是保姆，因为带孩子在身边，东家就把她辞了。“没有办法，带着她工作不方便，可是不带她孩子又太小。”历经周折，她终于找到了一家农民工幼儿园接收李静，有三个老师，20多个孩子，吃住条件都不尽如人意。但李静的父母还是把她送了进去。“公家幼儿园根本上不了，好的民办幼儿园的费用连有些城里人都承担不起，就先让她呆着吧。”
5月24日，徐玉望（左）和妻子赵金芝下班后和儿子一起玩耍。3年前他们进入浙江杭州一家企业打工。儿子两岁，目前暂由赵金芝的妹妹照看。儿子今后的上学问题，让这对夫妇很“纠结”。赵金芝说：“妹妹在杭州找到工作后，我们怕因为上班不能照顾他，送回老家又不放心。”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然而最近，这家黑幼儿园的关闭让她母亲很担心：“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老是把孩子锁在屋子里吧？这样也太对不起孩子了。”
她母亲告诉记者，这一带的外来务工者，孩子大都上了那家幼儿园。一来是希望孩子早点受教育，二来实在没空照顾孩子。而且这家幼儿园的价格他们还能勉强承受。“最关键的是要上只能有个人帮忙照看着，要不然我都没办法打工赚钱了。”之前她也想过带着小李静上班，但是前几天的一次意外让她母亲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盘子，把手划伤了，那个工作环境对孩子来说有些危险，万一伤着怎么办？”
记者在贵阳市外来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煤矿村附近采访了解到，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带着孩子打工，或者让孩子一人和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在一起。还有很多农民工表示，现在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个人出来打工，带孩子出来，一方面是孩子长时间不在身边非常想念，另一方面是想让孩子在大城市中见见世面，可没想到在城里连找个看孩子的地方都这么难。
黑幼儿园让人爱恨交加 在贵阳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由于不是本地户口，孩子进不了片区内的公办幼儿园，就进了一家大型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要900多元。他诉记者，他们夫妻两人每月加起来收入有七八千元，在贵阳算中上收入水平，但扣除房贷，抚养一个小孩子依然感觉吃力。
而一些没有经营资格的黑幼儿园正以其低廉的收费、灵活的经营手段，赢得了许多外来务工人员、都市村庄居民及部分城市低收入者的青睐。不可否认的是，黑幼儿园确实填补了公办幼儿园的“真空”。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现在孩子已经四岁了，她也想送孩子到幼儿园，但是现在的收入不允许。家里只有她丈夫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而家里每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费和生活费就不剩什么了，去幼儿园的事现在都不敢想。与她一墙之隔的房间里，50多名孩子正在玩耍打闹，“一个月只花200块钱，蛮划算，送孩子的家长挺多的。”
但采访中，也有不少农民工对黑幼儿园的服务表达了不满。“孩子已经3周多了，上幼儿园没几天就病了，老师根本不会照顾，居然给孩子喝凉水，现在孩子一提到幼儿园就哇哇大哭。”一名母亲告诉记者，她先后给孩子换了几家幼儿园，每次孩子都会在幼儿园出些意外，最严重的一次是孩子在玩耍时磕破了头，而园方态度生硬，“孩子自己调皮，我们没责任。”
黑幼儿园主要招生对象是外来员工子女，而他们的惟一“优势”就是收费较低。“收费低，提供的服务当然就差。这就像多少钱能买什么样的衣服，其实家长心里也明白。”一名民办幼儿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黑幼儿园为避人耳目，绝大多数位于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的小巷中，这些地方本来就街道狭窄、消防隐患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扩大生源，这些黑幼儿园不但收3岁以下的幼儿，还办周托、月托，有的甚至还办有针对中小学生的午托班，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为了减少成本，这些黑幼儿园大都不愿多找教师。“他们顶多算托管园，根本起不到幼儿启蒙教育作用。”该负责人表示。
给孩子一片成长的天空 据记者了解，贵州省会城市贵阳，多年来一直是区属17所、市属2所公办幼儿园，其发展与城市扩容和建设速度不相匹配，且主要分布在两城区的中心区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为满足城区家庭幼儿入托需求，大多数公办幼儿园都超额办班。从短期情况来看，农民工将子女入托希望仅仅寄托于公办幼儿园显然不太现实。
“能不能多开办一些针对农民工子女的低价正规民办幼儿园？”采访中，不少农民工向记者建议。但一些民办幼儿园则表示爱莫能助。
一名负责人直言，资金匮乏和融资渠道不畅通是限制民办幼儿园发展的重要原因。许多民办园除了靠自身投资，只能依靠学费收入“以学养学”。所以怎样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就成为投资者优先考虑的问题。经营者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很少给孩子添置玩具，或者即使有了玩具，也不是经常让孩子玩，只是放在那里做个样子，让家长看看而已。而且民办学校负担主要来自于入园孩子的正常支出、房租、水电费、教师工资及社会保险等，沉重的负担令众多民办幼儿园最终难以为继。由于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没有上下限，是按照市场需求、成本、办学档次等由各个学校提出一个价格，到物价局备案即可，一些民办幼儿园出于利益考虑，纷纷走上了“豪华型”幼儿园的路子。有的民办幼儿园最高的每月收取1800元，其入园费用是公办省级示范幼儿园的5倍多。
一名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目前贵阳市正规运转的幼儿园远远达不到市场需求，能够提供给家长的大多是中高档幼儿园，而低收入群体需求旺盛的中低档幼儿园普遍缺乏。但是矛盾的是，在正规幼儿园投资巨大的情况下，符合标准的幼儿园大幅度降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黑幼儿园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困扰教育的一个难题。
对此，一些民办幼儿园负责人建议，教育部门应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宏观管理，对民办园的数量、规模要适应社会需求，防止在同一区域内相同类型的幼儿园过于集中。同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对民办幼儿园扶持力度。
让所有孩子的笑容同样灿烂 一位进京务工人员这样说过：
“对我来说，有没有尊严不重要，但一定要有希望。我在北京不关心房价，就关心教育，因为教育是我们底层老百姓的最后一条出路，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好好解决，希望就没了，就完了。”
朴素无华的肺腑之言道出已为人父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与仍然奔波在城市的脚手架上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再顺服于低质量的生存状态，金钱不是唯一追逐的目标，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成为他们的诉求。
这其中，让孩子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最美好的企盼，他们对孩子有着比较高的成才预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期望非常高，近乎“疯狂”，并且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
然而，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对于选择让孩子跟自己一起生活的年轻农民工而言，他们遇到的第一道坎就是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公办园进不去，民办园上不起是一个普遍现象，无奈之下很多父母选择虽然资质不够、条件简陋但是收费低廉的黑幼儿园，这些幼儿园追求好的早教质量是奢谈，大多数仅仅是提供一个地方把孩子“看管”起来，也有的父母选择自己带孩子，甚至把孩子锁在出租屋，孩子们只能透过窗户追逐蓝天上的风筝。
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是，城市幼儿园成为农民工的奢望。学前教育正成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难点。孩子的教育问题得不到解决，城市就难以让农民工产生“归属感”。目前，政府和教育部门面对这个棘手问题普遍“失语”，一些地方政府除了为消除安全隐患而取缔黑幼儿园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学前教育公平依然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家事，它也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工共同来承担，农民工的后代，应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这需要从学前教育公平做起，让这些孩子拥有和城里孩子一样灿烂的笑容。（《工人日报》2010年05月27日05版/记者 赵福中） (来源：工人日报)
(责任编辑：马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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