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完成的680张“贪官名人堂”油画由深圳大芬村的十多位画工手工绘制。这些按照网上下载的照片制作的油画隐约呈现出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们的画风，这是大芬村的画工们在长年的仿制中养成的惯性。“这实际上丰富了作品，使作品的时空扩大了，就像大合唱一样，他们唱的是同一首乐曲，静静地听，每个人的声音又不一样。”张秉坚说。

　　“大芬村”元素是张秉坚有意加入的。“大芬村”意味着：外向型经济、业余、山寨等等。“也许以后大芬村没了，这些画还能呈现大芬村的历史。”

　　油画的粉红色基调来自于100元人民币。“最初想得很简单，粉红色代表钱。”油画上大多是男性，用“性感”的粉红色绘制男性而且是贪官的肖像，呈现出奇异的反差。

　　油画的边沿除了标上贪官的姓名和身份之外，还会用红色印上诸如“贪污”、“受贿”、“死缓”等公章形式的字样。

　　张秉坚把整个关于“贪官名人堂”的画作及资料视作装置作品。“他们工作过程中的照片，还有我跟他们签的合同等等，都会作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陈列出来。”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依斯的“城市雕塑”是“贪官名人堂”借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旨在用艺术来干预社会和政治。博依斯本人就经常参加公共的辩论和活动，并把这些活动当成他创造力延伸的一部分。张秉坚认为自己的大学同学艾未未策划的《童话》就有着“城市雕塑”的影响。

　　张秉坚借鉴的另一艺术概念是杜尚的“现成品”。这是一种通常用因为其通俗和实用性而不被认为有艺术价值的物品来进行直接的但是经常稍被改动的艺术创作。杜尚最有名的“现成品”是《泉》——这是一只被倒置的小便池。

　　“杜尚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实用物体必须是没有美学价值的，比如说贪官的形象，这些是没有美学价值的，只有社会性、新闻性，从美学上来说，是不能作为艺术主题的，但是，经过艺术家的一定处理，就可能成为艺术作品。”张秉坚说。

　　后毛泽东时代的现成品

　　现成品的概念，张秉坚不是第一次运用。2010年春节期间，他被邀请去法国放映了一部其执导的纪录片《现成品》。

　　这部完成于2009年的纪录片记录的是两位毛泽东的模仿者。一位是来自湖南张家界农村的彭天；一位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陈燕。

　　张秉坚最早是通过北京电影学院的刘一兵了解到业余特型演员的一些故事。

　　张秉坚在电影学院校园里看到，一年花两万五千块钱学费在此进修的湖南农民彭天整天穿着毛泽东的服装穿梭于帅哥美女当中，吃饭、走路、上课都不脱下他那一身行头。电影学院的学生喜好拿着机器在校园里拍来拍去，但没有人对这位“毛泽东”感兴趣。

　　彭天让张秉坚找到了一个毛泽东模仿者的切入点，他开始在网上搜索，找出了20多位毛泽东模仿者。

　　有很多毛泽东模仿者都很吸引他。比如，张秉坚在网上看到过某个山区火车站的扳道工喜欢扮演毛主席。“他在小扳道房里贴着毛主席像，火车一来，他把帽子一戴，拿个旗子指挥。毛主席不就是旗手嘛，指挥中国列车的走向，特别有象征意义。”

　　经过考虑选择，最后作为纪录片主角的是彭天和陈燕。陈燕的入选是因为她是中国惟一的毛泽东女性模仿者，她甚至因为模仿毛泽东而与家人闹翻。“‘毛主席’本身没有美学价值，有的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他们把毛主席的衣服一穿，就变成特型演员和艺术家了。”

　　《现成品》里有一个场景。四川一个圣诞节晚会的舞台上，杰克逊的模仿者、毛泽东的模仿者、拉斯维加斯的舞蹈陆续登场，其间还夹杂着骂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令人晕眩。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到我家来看过《现成品》的初剪，他说这是中国当代人类学的一个电影。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横切面，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张秉坚说。

　　张秉坚记得小时候听人们说，毛泽东死了的话，天是会塌下来的。“毛主席死的那天，我看着天，天特别蓝，没塌下来。我当时在学校上课，女生哭得特别厉害，我没感觉，不知道哭什么，双手捂着眼睛趴在桌子上偷偷地看，发现不远处一个男孩也在偷看，我们视线一对，马上就不敢对了，赶紧把眼睛都捂起来。”

　　每个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时代，张秉坚的父亲拿了一张硬卡纸，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了“毛主席万岁”，反面粘了一个别针，别到张秉坚的衣服上。

　　张秉坚的父亲当时是上海一家万人大厂的总会计师。张秉坚小时候学画画，父亲特别支持，因为他由此不出去玩了，在家特别乖。当张秉坚表达想以画画为职业的时候，他的笔和纸被父亲全撕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家。“我的父亲认为艺术是和意识形态有联系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了批判。”

　　张秉坚实在太喜欢画画了，1978年，他背着自己的父亲偷偷去考了艺术院校。

　　我也跟你们一起罢课

　　18岁的张秉坚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应届生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此前好些年，他都已经做好了到农村去的准备。他对电影并不了解，想着到电影学院美术系能有个地方画画就好了。

　　张秉坚进入电影学院美术系的第一年，画女性裸体时，女模特还是穿裤子的。“后来有人找出毛主席说过的话，说画人体是科学，不应该禁止。之后女模特就不穿裤子了。如果毛主席没说过这样的话，这裤子还脱不了。”

　　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能看都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参考片。“看参考片的时候，会出现奇怪的事情，当电影里有接吻或裸体的镜头时，银幕上会突然有一只大手给挡住，坐在前排拿相机等着的摄影系同学动作没这么快，一片咔嚓声响过之后，没拍着，下面是嘘声和笑声。”

　　当时有一类电影是“过路片”，国外的片商拿电影到中国来，看中国人要不要买，这时，这些电影会赶紧拿到电影学院去放。“这些外国电影没有字幕，会让人在一旁做同声翻译，翻译得不好的时候还会被同学们轰下去。”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电影票去看影片，张秉坚会和同学拿纸画电影票去看电影。“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我就是用画的电影票去看的。”

　　大部分电影教材在“文革”中被销毁了，电影学院上课的讲义很多都是老师油印的。当时学校规定，看电影要先看国产片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其次才是适量看一些西方经典电影。

　　“上电影史课的时候，同学们罢课，因为书上讲的大多西方电影都没看过。老师说，好，我也跟你们一起罢课。”

　　在电影学院，许多课是各个系混在一起上的。比如英语课，按不同的入学水平分班。张秉坚在英语水平比较好的那个班，和他同班的有陈凯歌、胡玫等人。

　　刚入学一个礼拜，同学尹力就告诉张秉坚，摄影系有个叫张艺谋的，照片拍得特别好，叫他赶紧去看。张秉坚去看，觉得真是好。“那时候能发表作品的地方非常少，但张艺谋已经在《人民日报》副刊和《中国摄影》上发表作品了。”

　　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生活挺艰苦，有时候进城为了省钱，张秉坚借过很多人的公交车月票，把同学的照片暂时揭下来，把自己的照片贴上去。张秉坚借过月票的人当中包括和他隔着一个宿舍的顾长卫和张艺谋。

　　退回来的原因是说太恐怖了

　　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张秉坚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张秉坚没想要去做电影导演，“上影厂是论资排辈，你根本做不了导演。”

　　大学毕业那会儿，张秉坚跟张艺谋有过一次交谈。“我问他毕业以后想干嘛，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他年龄比较大了，做摄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你到电影厂要从头做起，做助理也要论资排辈。他毕业时32岁了。他实际上想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因为拍新闻，是个小分队，摄影师可以把握。当时电视台也不是很发达，学电影的都不愿意去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都没人想去，好多人为留北京不得不去。电影在我们眼里还是非常神圣的，能去电影厂是第一选择。命运往往不是自己安排，他们那批人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没有论资排辈，给了他们机会，反而因祸得福了。”

　　张秉坚记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他第一次看《一个和八个》是上影厂做为反面教材给员工看的，是想让大家看看，电影不能这样拍。

　　时代的风向开始转变。不久，张艺谋凭《黄土地》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他是我们78级第一个拿金鸡奖的。”

　　此时，张秉坚在上影厂把精力放在了美术上，而不是电影。1984年，24岁的张秉坚在全国美展得了奖，在上海开始有名气了。他当时最想做的是当代艺术，但中国这方面的东西还很少。

　　1991年，张秉坚去美国留学。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后，他留在了美国。生活是舒服的，张秉坚躺在美国的家中，能听到松鼠在外边跑动的声音，这让他感到过于寂寞，“像在养老一样。”

　　2001年，张秉坚回到国内，他想拍电影。回国后，张秉坚拍的第一部电影叫《窒息》，请来了葛优和秦海璐做主演。

　　这部被定位为中国第一部心理悬疑片的电影没有达到张秉坚想要的效果。

　　“刚开始投资才200多万，我觉得少，我也不是有名的导演，筹备都是我垫的钱。我见到了韩三平，他说你能找到一线的明星我就给你增加投资。片子本身不是惊悚电影，是恐怖电影，惊悚电影和恐怖电影是两种概念，拍恐怖电影是有难度的，因为咱们没有分级制，网民说你这个片子怎么不恐怖，实际上是没辙，拍不了恐怖电影。几年前我送过一个电影剧本，实际上是惊悚电影，没通过，退回来的原因是说太恐怖了，但观众不就是要看恐怖的么？你说太恐怖了，就像你送一个喜剧，说太搞笑了。”

　　不确定的世界

　　这几年，张秉坚一直在找拍电影的机会，谈剧本找投资，很多时候是花了时间但没有结果，这些郁闷的空档中，张秉坚获得了“贪官名人堂”的创作时间。

　　张秉坚不知道“贪官名人堂”会有多大的规模，他喜欢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延续性。

　　有人会问张秉坚，这么多贪官，画得完么？

　　“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画多少不重要，这个作品的意义在于作品本身作为艺术形式来表达、来思考、来提问题。我还看到有些媒体说，我画的人都是被盖棺论定的，好像不够刺激，这也是错的，我不是检察院，不是反贪局，不是纪委，也不是福尔摩斯，整天去查，哦，这个是漏网之鱼。”

　　前段时间，张秉坚跟人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人问一个小孩，你长大了干什么？小孩说，做贪官，贪官有钱。

　　“中国处在这样的转型期，现实比故事还有意思，太精彩了。”

　　在工作室布满粉红色油画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副地图，仔细一看，发现是一幅中国地图。张秉坚请一位助理花了5个月时间制成这幅中国地图，地图与我们习惯的视角进行了南北倒置，更像是从俄罗斯方向看中国。这也是“现成品”，与许多“现成品”一样，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看待熟悉世界的陌生视角。

(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