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潮成制造业大国转型挑战 考验国家管理能力

　　本报驻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加拿大记者 孙秀萍 莽九晨 赵毛兵 青木 纪双城 陶短房王燕

　　在增加民众收入的同时如何保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一些制造业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涨工资在这些国家都成为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涨薪潮伴随着的几乎同时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日本，民众收入曾经历了7年内收入翻倍的时代，当年的东京车展曾经和现在的北京车展一样火爆，但如今有人感慨当年涨幅过猛让日本失去应对危机的能力。韩国在汉城奥运会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高达26%，而因此企业偏爱雇用临时工问题也困扰着韩国社会。在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中，许多人也担心涨薪后会带来更多失业。对于这些制造业国家来说，在确保民众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如何推动制造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换代，尤其是确保社会公平、公正和贫富差距不至于被拉大，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那个时代很紧张，也很累”

　　日本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以至于货币面值也不断加大，现在最大面额的日本货币以万为单位。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法人企业的工资从战后到1990年，基本上呈增加状态，但是从1996年开始，工资增加出现钝化趋势。日本国税厅公布的《民间给予实态调查》称，民间企业的工资总额从1996年起出现减少倾向。1998年民间企业的工资总额为223兆日元，2006年仅为200兆日元。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从1990年起，经济长期下滑，这让提高工资变得没有了理由。

　　在日本汽车行业退居二线的开发顾问冈田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他当年经历的涨薪高潮时期，他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当年工资的增长速度让他感到十分吃惊，比如他刚工作时的月工资大约20万日元，可两年后新入社员工的工资就有25万日元。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左右，他们的工资大约增长了3倍。这样的收入增长也迅速把日本带入了新的消费时代———“3C”时代。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当年彩电、空调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京举办的车展规模一届比一届大，展览时间也屡次被延长，到处充满了人群。不过，谈到现在回头对这一阶段的看法，冈田感慨说，“工资增长之后，人就会对金钱的感觉麻木，以前不敢买的奢侈品，如高档车、房子等都敢贷款购买。结果，一旦遇到泡沫经济崩溃，很可能无力偿还贷款了。为了还高额贷款，就不得不多加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活得很紧张，也很累。”

　　这两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人的工资状况更加困难，一些大企业也都出现工资下降趋势。一位在某媒体工作的日本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去年的奖金减少了30%，这是前所未有的。6月11日，日本公布了最新工资调查结果，20到50岁人中，有38.6%的人回答过去一年之间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赤字，而认为今后5年之内工资不会比现在高的人达54.9%。

　　韩国曾经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相当多的韩国民众的工资水平较低。据韩国工会组织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统计，在1982年，韩国城市家庭平均每月支出约为25万韩元，每个家庭平均有1.3个有收入者，而在同一年，所有制造业工人当中大约有一半人的收入在14万韩元或14万韩元以下。对于韩国工资迅速上升的时期，《东亚日报》记者河宗大回忆说，从1987年起，韩国社会要求进一步开放和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劳资矛盾也日益凸显，工人示威罢工时有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下，1988年韩国出台了《最低工资法》，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涨幅。从那之后，韩国的工人工资每年上涨10%至20%，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韩国主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最低工资上调率也较大，如1989平均上调了26.7%，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上调15%和18.8%。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工资上涨幅度有所放缓，但最低工资标准也一直在上涨，如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韩国仍将2010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2.76%。

　　涨薪潮让制造大国面临转型

　　实际上，对于许多制造业国家来说，工业化起步是从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低工资、大工厂时代开始的，欧美如此，日本如此，后来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四小龙等也都是这样。

　　20世纪初，制造业国家的工资增长一度陷入停顿，出现了所谓“盖房子的买不起房子、造汽车的买不起汽车”现象。最初对于这种抱怨和抗议，企业家们持轻蔑和不予理会的态度，如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就曾公开宣称“造汽车的本来就不该买得起汽车”，引起工人的强烈抗议。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很快许多企业主就发现，只有让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让他们买得起更多产品，制造业所生产的大量产品才能获得更多的销路，整个制造业才能进入大量制造-大量销售的良性循环。曾经力主压低劳动成本、自称“终生反工会主义者”的亨利?福特，在开发“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T型车时，将工资标准不断提高。

　　在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过渡。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提高也令劳动力成本上升，这迫使原先的欧美制造业大国迅速将产业升级换代。战后崛起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最高时竟达16%。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原先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四小龙”，而后者同样经历了这一阶段，1976-1978年是中国的香港、台湾人均工资提高最快的时段，分别达15%和16%，而新加坡自1979-1982年人均工资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20%。

　　在韩国，自正式开始工业化的1970年至2003年的33年中，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从1.4万韩元增长到了约198万韩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许多韩国企业的竞争力。韩国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一方面致力于技术研发，另一方面也将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至国外，这同时导致韩国国内失业率增加。另外，在工人工资费用中，尤其是社会保险、医疗、工伤、雇用保险等费用大幅增加。韩国银行表示，截止到2001年，总劳动费用中薪水以外的费用所占比重为29.6%，比1985年的9.7%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这一比重不仅高于美国（20.6%）、日本（16%）、英国（15.5%）等发达国家，而且还高于竞争地区台湾（9.1%），所以韩国企业一般乐意使用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以此减少劳动成本，临时工问题至今仍困扰着韩国社会。

　　有经济学者称，随着制造业发展到一个瓶颈阶段，扩大市场需求的压力迫使制造业大国大幅提高产业工人、乃至全体国民收入，而这又势必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迫使制造业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如果国家产业主体一直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民众的收入增长会陷入停滞。以美国为例，1979-2007年，占劳动力总数80%的非管理阶层就业者平均小时工资，竟只增长了0.1%。日本也不例外，后工业时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已经下降到5%左右，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更几度出现负增长。

　　西方制造业更担心失业

　　英国虽然已经不再以制造业见长，但国内依旧有为数不少的汽车制造、钢铁加工以及石油化工等制造企业。在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制造业因为工人不满工资待遇愤然离职而大幅萎缩。从1999年开始，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采纳了以加薪来扶持本土制造业。从当年的4月1日起，22岁以上的正式工人每小时最低工资涨至3.6英镑。根据英国统计局的资料，当时英国多数地区两室一厅的住房市场售价不过6万英镑，一个仅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只要节制花费，在10年内就能够还清房贷了。当年的涨薪“闸口”一开，英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不断上升。上周，《环球时报》记者在英格兰主要的制造业城市利兹同当地的一名鞋厂工人弗兰克聊起现在的处境时，这位43岁土生土长的当地工人说，眼下每个小时他能够挣到6英镑了，每年外加年底分红可以拿到2.3万多英镑。但他担心地说，“英国的制造业已经不能和中国大规模的制造业相比，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工厂会不会随时破产。”

　　在制造大国德国，《明星》周刊日前报道，在100种最普通的职业中，有一半职业的实际工资水平比1990年低。在过去的10年间，实际计件薪酬降低了5个百分点。德国一直没有最低工资。但德国工会等则大力施压。在强大压力下，德国邮政、建筑、保安、技工等8个行业通过了行业最低工资。其他行业还未实施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德国执政的联盟党一直以会影响经济自由发展为由反对全面引入统一最低工资机制。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称，如果在德国引入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制，对德国经济是一剂毒药，至少将减少190万就业机会，因为大量企业会移走导致经济衰退。德国认为，如果“一刀切”实行最低工资法规，无疑给企业套上了“紧箍咒”，使“德国制造”失去竞争力。但德国这种手段引起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不满，认为这很自私，是以此来变相压低出口价格。

　　如何涨薪考验国家管理能力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关于为员工涨工资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至今仍有争论。支持者认为员工工资上涨后，不仅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更会提高民众购买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但反对者则指出，涨工资只会增加生产成本，影响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在劳资双方薪酬确定制度比较成熟的北欧，在谈判涨工资问题时，至今仍会请一些专门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做咨询。例如今年就是瑞典零售业工会与资方就薪酬问题进行每4年一个周期谈判的节点，由于零售业从业人员众多，无论对于瑞典社会稳定还是保证就业人口数量都举足轻重，所以瑞典政府不仅要求“旁听”谈判，还推荐了多个知名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机构为劳资双方提供咨询服务。

　　尼尔森说，瑞典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是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到50年代时，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已比较高，但多数工人的收入还停留在10多年前的水平，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潮，此后才形成了现在的由工会与资方定期进行薪酬谈判的制度。双方第一次举行谈判时，也曾就成本增加，是否会影响本国产品竞争力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最终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对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薪酬涨幅不超过10%，以此来保证产品的竞争力，继而保护就业；对从事高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薪酬涨幅至少为20%，且上不封顶，以此来鼓励国家产业向高新技术方向转型。

　　瑞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次“涨薪潮”，在相当程度上促使瑞典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从中也反映了薪酬上涨与产品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即如果是低附加值产品，劳动力成本上涨后，产品竞争力下降，继而影响到工人就业，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但高附加值产品由于其市场占有率相对稳定，所以不会影响就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尼尔森指出，工人的“涨薪潮”在西方所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作为大势所趋，“涨薪潮”早晚是要到来的。处理得好，可以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动力。但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改变社会的政治生态，例如很多国家出现的罢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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