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房地产调控不能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本报记者 高丽莎/文 吴国方/摄

　　本期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院长 张维迎

　　房地产调控不能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早报讯　他是市场的捍卫者，但他说，假如给他10亿元，他可以写一本反市场的书；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材生，但他说，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提到张维迎，最先跳入脑海的，必定是他的“骇人语录”。

　　身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这位中国最惹眼的经济学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7月25日下午，天空阴晴不定，张维迎带着自己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与本报记者相约西子湖畔。年过半百的张维迎头顶一抹白发，精神抖擞，言语间显得谦和严谨。他说自己已经学会接受批评，并把别人的批评看做是一种关心。

　　本期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院长 张维迎

　　房地产调控不能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浙江企业家应踏实做本行

　　记者：您对浙江企业家的印象如何？

　　张维迎：浙江企业家非常具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在全世界每个角落，只要有市场，就有浙江的企业家。没有市场的地方，他们也会去开拓市场。

　　浙江企业家创造了很多有价值的产品。在过去30年里，浙江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浙江企业家很好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每年都有浙江企业家去学习。我基本上每年会来一次浙江。跟他们交流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一定要对浙江企业家说点尖锐的话，那就说怎么踏实地做企业。一些企业家从制造业转投地产、金融，我要给他们的提醒是，能在宏观经济困难下生存的才是好企业。

　　好学是浙江企业家的优点，这意味着你得不断地学习才能进步。现在后来居上的商帮也很多，挑战还是很多。

　　记者：浙江经济一直都是稳步向前的，但接下来，浙江经济同样面临人口红利、环境等制约。你对未来浙江经济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张维迎：中国经济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前四位都是东部沿海城市，如浙江、广东、山东。但第三个十年，前三位都是中西部省份，如山西、河南、内蒙古。

　　现在经济区域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很自然，企业应该适应这个变化。东部企业家要到西部区去开拓市场，寻找机会也是自然的选择。

　　房价问题最重要是土地政策

　　记者：您怎么看房价问题？

　　张维迎：对于房价我研究不太多。一般来说，房价高低与经济高度相关。如果是一个经济衰落的地方，这里的房价是不会很高的。

　　浙江房价比较高其实也是个好的信号，说明这个地方有吸引力，经济增长的力量很强。不过，房价高说明问题也是存在的。

　　我觉得房价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土地政策。我相信，随着交通的发达，高铁、高速公路的铺设不断完善，城市带会逐步形成。以前一个城市是一个点。但未来杭州不是一个点，它可以与上海、南京连成城市带。

　　记者：您一直是以市场为标签的，但是房价问题还得要政府出力？

　　张维迎：我不是说不需要政府。我的担心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政府管得太多。比如这个房价问题，政府加大土地供应才是解决房价的主要办法。土地供应不解决，房价还是会高居不下。

　　我不同意政府不停地出政策调控房价。一会油门，一会刹车，车上的人会晕乎乎的。楼市需要稳定的政策，以不变应万变。政府不能为了短期目标而不断推出新政。

　　怎样控制房价？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进程，政府应该顺应这个形势，供应土地。房价短期波动是避免不了的，现在连绿豆价格也在波动呢。

　　记者：有观点说浙江民营资本很充裕，所以导致炒房团的出现，抬高了房价。

　　张维迎：这个不是最本质的问题。浙江资金很多，最关键的是要先解决现在浙江传统制造业怎么去转型提升。产业升级才是重要问题。

　　房地产是各个投资渠道中最赚钱的。一些企业家就不做本行了，这不是件好事。其实房价掉是很自然的事，政府不能舍不得它掉。

　　影响决策人的思想比影响政策更重要

　　记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觉得自己与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维迎：经济学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美好和谐的世界。但就这个目的，不同的经济学家也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是以批评的方式，有的是以提出思想、改变观念的方式。好多的经济学家在他的领域做了很多研究，政府相信了他的研究，在政策制定时会往这里去。

　　记者：当年您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政府采纳了您的研究。

　　张维迎：我的研究不是最深的，我只是参与讨论多一点。现在我在大学里，主要是教书育人，做自己的研究，写点自己的书。

　　你问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我只是一家之言，政府可以听，可以不听。事实是很多时候是不听。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影响政府决策是最好，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直接目标。我认为，经济学家去影响决策人的思想，比影响政策本身更重要。因为统治社会的是思想，它是潜移默化的。好比曲线是由一小段一小段直线组成的，思想看上去一天两天没变化，但长期一看是有变化的。

　　关心你的人才会批评你

　　记者：你最欣赏的经济学家是谁？

　　张维迎：我欣赏的经济学家有吴敬琏、茅于轼。他们本着科学的精神（去做研究），而非应景解决某个政策。

　　我最担心的问题是把经济中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自市场，但市场却被误读。有时候市场成了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但市场不会说话，这些舆论会影响到政策。

　　经济学家和天气预报员、医生一样，会有分歧，甚至误判。不要认为经济学家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专家还是有价值的。这就好比医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你生病了，只管自己在家胡乱吃药是不行的，还是要参考医生的检查和治疗方案。

　　记者：您自己是坚持市场经济的，但您也曾说过，如果给您10亿元，您也可以写一本反市场的书。

　　张维迎：我只是说不要去唱高调。坚持真理的困难在于有好多诱惑。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我认为，有信仰的人不是没有游离的状态，而是他在诱惑面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

　　记者：您的一些观点时常会遭到反驳甚至批评。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寂寞和孤独吗？

　　张维迎：我觉得一个人要挺过寂寞，要有信念才行。信念需要通过实践不断考验。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个人的信念是想搞清楚经济是怎么运作的。坚持市场理念是我的信念。活得堂堂正正，不做亏心事。

　　人生的经历都是财富。我大学时也受到过公开的批评。那时候发表一个观点没有现在那么自由。哥白尼为了他的“日心说”不也曾饱受反对。新观点必然是少数。批评你的人是好心，关心你才会批评你。

　　人都喜欢别人说自己好话，但我不怕引起争议。世界不是为你一个人而创造的，怎么能只圆你一个人的心愿呢。别人骂我，刚开始还会有点生气，现在很能理解了。

　　年轻人不能急于求成

　　记者：您现在教书育人，您觉得教育体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张维迎：我认为只有热爱教育、好为人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当老师。教育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老师一旦缺少做人的行为方式，去培养学生就很难了。老师要是说假话，学生也不会相信你。

　　我有一个学生，跟我是老乡。毕业时手上已经签约了一家公司，后来又想去另外一家公司，来找我帮忙。我说不可能帮你这个忙，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我很反对。我们学院有学生毁约，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这也不能怪学生，社会环境在这里。但我们要教育学生做人最基本的诚实守信。

　　记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张维迎：在今年的光华学院毕业典礼上我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花凋谢后长出小小的果实，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摘下来吃。味道非常苦，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杏还是很酸。到农历5月底、6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后来我上大学了。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大盘杏，又大又甜。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自家的杏啊！

　　我才发现，我们家的杏树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

　　对于年轻人，我不担心他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他们急于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