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挑战新机遇新使命：中国特区再出发

　　新华网深圳9月2日电(记者张朝祥　叶前)经济特区建立30年，演绎出无数精彩故事，创造出震惊世界奇迹。30年前，这里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最大的“梦工厂”，无数创业者怀抱着梦想来到这里，用智慧和汗水打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与骄傲。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特区能否继续大胆前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近期中央给予特区的一系列新政策、深圳等特区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人们看到，经济特区在挑战面前，仍在奋勇前行。

　　新挑战：“特区不特”面临成长的烦恼

　　深圳梅林关，夜幕降临，25岁的杨山山穿过关口的人行通道，正等候公交车回关外的家。在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一家电子制造业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他，面对深圳市区动辄三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一个单身公寓也要1500－2000元的房租，每月3000元工资立刻相形见绌。为此，杨山山不得不每天至少花上三个小时挤在拥堵的公交车上穿过拥堵的梅林关。

　　在深圳，每天都有几十万年轻人和杨山山一样过着“两栖”生活，工作在关内，居住在关外。这位来自安徽六安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带着梦想选择了深圳。“我觉得深圳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有吸引力，机会也没有以前那样多，特别是年轻人，在不断高企的物价下，生存相当困难。”杨山山说。

　　的确，与当年“孔雀东南飞”的梦想年代相比，对年轻人来说，深圳神话正逐渐褪色。

　　五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激起千层浪。在民间对深圳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同样意识到深圳发展面临“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四个“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 在深圳走下“神坛”的背后，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慢慢不“特”了。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到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再到2007年新批准的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武汉、长沙“两型社会”综改区，以及2008年新批的广西北部湾新区，今年4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又新辟了“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相隔一月，获得特殊扶持政策的“中国－喀什经济特区”宣告新生。由此，中国的“特区”布局，已经从南至北，由东至西，由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全面、梯度展开，而不仅是30年前的四个老特区。

　　在前不久召开的“广东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高层理论研讨会”上，专家们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归纳为：特区政策优势在弱化，改革思想在淡化，改革锐气在减退，发展速度在减缓。

　　而在今年5月末举行的深圳市人大会议上，兼任代市长的王荣向全体代表坦言深圳正面临资源瓶颈、二元结构、国际化水平不高、人口压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不高及政府职能转变差距等六大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教授说，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还有些无形的挑战在制约着深圳未来的持续发展，特区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更为现实、更为刚性的利益冲突。

　　特区范围扩大拓展新空间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一条东西全长逾90公里的边防管理线把深圳分为“关内”与“关外”。“关内”是原经济特区，罗湖、福田等区高楼林立、主干道花团锦簇、绿树成荫，一派现代化都市气象；而“关外”的宝安和龙岗等区，城市化远不如“关内”，犹如身处另外一座城市。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从每平方公里ＧＤＰ产出比较，特区内是特区外3．5倍。不仅如此，还形成了罕见的“一市两法”的城市二元结构。

　　珠海、厦门特区同样如此。厦门特区虽然没有“关内”“关外”的防线，但传统上所说的厦门市，只是指岛内的湖里区和思明区，而岛外的4区因“一桥之隔”而成为“关外”，岛内外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鸿沟：岛内两个区城市化率超过97％，已趋饱和，目前常住人口占全市的60％，人口密度是岛外四个区的16倍。

　　就在“还要不要特区”“特区优势不再”的争论声中，今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至全市行政区域，正式宣布继续实行经济特区政策。

　　这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比原先扩大了4倍，从原有的396平方公里扩大到1953平方公里。厦门特区终于得以从厦门岛内的思明、湖里二区扩展至陆地的海沧、集美、翔安、同安四区，特区面积由131平方公里扩大到1573平方公里，“长大”了11倍。紧接着深圳、厦门两市均宣布7月1日前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7月1日起适用于扩大后的经济特区。围绕特区扩区，深圳、厦门均大力推进全市一体化建设，实现城市功能布局的提升优化。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彪说，深圳特区扩容并非只是地理范围的扩大，而是对结束经济发展失衡、破除二元结构、突破“一市两法”困局及推进深港合作都是一次历史性良机。 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深港合作是深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年4月《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京签署，通过跨境基础设施的衔接、先进物流供应链的建设、深港创新圈的完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前海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的建设，深港将被打造成国际物流枢纽与贸易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文化创意中心、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及亚太区高端服务业中心。特区扩容后，将为深港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将建设“两大基地，四大中心”，即高新技术生产研发基地、对台交流合作基地，航运物流中心、金融商贸中心、旅游会展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特区扩区将大大促进岛外城市功能形成，加快提升厦门城市服务能力和集聚扩散能力，有利于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特区再出发：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深圳组讨论时，对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特区提出三个问题：“三十而立”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三十而立”？迎接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能做什么？未来30年再干什么？

　　拓荒年代的披荆斩棘最需要的是勇气，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的则是智慧。汪洋的“三问”，再次引发了广东乃至全国社会各界对特区精神、特区使命的重新思考。

　　“30年过去了，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市场经济的增长极的功能已经完成或消退时，特区作为制度创新实验室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区从来就是以区域空间谋划中国全局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中心研究院杨雪冬说。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易振球说，通过制度创新，再塑特区辉煌，又为中国持续发展打造新的发动机，已经成为了新旧特区的共识。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要求继续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的“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经济特区作为先行发展地区，最早遇到发展难题，也必须先行破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必须再出发。

　　特区仍然被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改革权，深圳有四个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珠海有在横琴新区与港澳合作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厦门、汕头、海南也各有“先行先试”领域。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将触及更多的利益矛盾，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承担更大的风险，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进程中，特区、新区、试验区，必须承担综合功能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人文精神塑造等重大使命。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市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那种激情和胆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难而上，克难而进，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在方案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于各项改革首位，这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

　　人们看到，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2009年以来，向改革的“深水区”挺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连出重拳：坪山新区、光明新区的运作探索“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深圳的政府部门从46个削减为31个。2010年伊始，公务员分类改革全面展开，聘任制试点进一步扩大，348名新进公务员从此没有了铁饭碗。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被确定为法定机构改革试点，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今年6月对市审计局局长等8个正局级领导职位实行公开推荐选拔，第一次采取大规模干部自荐方式产生正局级领导职位的提名对象，第一次采取全委会差额票决方式直接产生拟任人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深圳的各种创新探索和思路正在不断推出：2010年1月，深圳市委四届十三次全体会议提出深圳未来的城市构建目标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7月，《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深圳率先为保障性住房立法，实现“住者有其居”；深圳市宣布建立“第二条保障线”，进一步降低救助门槛，将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全部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并首次将非户籍居民纳入社会救助政策范围中。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将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为发展重点，使深圳产业结构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表现形态。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精神永流传。经济特区30年的波澜壮阔历程，永远镌刻进了全体中国人的记忆。

　　今天的经济特区，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充满梦想与希望，充满改革与创新的激情，正在营造下一个激情燃烧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