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赶时髦”做口述历史 揭秘身后谜团(图)

2009年，蔡德贵给季羡林做口述历史资料图

季羡林晚年资料图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封面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揭秘季羡林身后“谜团”

　　蔡德贵：残缺的口述史

　　◎文/王媛 ◎供图/彦洁

　　2008年10月13日，清晨7点，北京301医院南外科4层，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坐在“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病床前，用笔和录音笔记录了季羡林说的话，这是季羡林第一次做口述历史。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离世，一时间关于揭秘他身后“谜团”的图书蜂拥而至，而受季老邀请为他写口述史、陪伴他最后10个月的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却一直讳莫如深，小心回避着外界的关注。近日，由蔡德贵执笔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出炉，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先生最后的嘱托。”

　　季羡林与三个女人的恋情是真是假？谁偷走了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究竟是谁要谋害垂垂老矣的季羡林？季老生前的诸多“谜团”，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书中被一一揭开。10个月里，季羡林总共做了75次口述，从国学聊到人生，聊到家庭，甚至自己的感情隐私、私人恩怨。

　　季老“赶时髦”做口述历史

　　2008年10月13日，蔡德贵正式开始了帮季羡林做口述历史的工作。早晨5点，蔡德贵起身，从昌平燕丹燕城苑小区乘公交车，到天通苑转5号线地铁，再到东单转1号线，从五棵松出站，走到301医院，7点准时进了病房。护工岳爱英对他说：“季老已经在等你了。”稍做准备，蔡德贵开始帮季羡林做第一次口述历史。

　　301医院为了保证季羡林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是季羡林谈到高兴的时候，往往不遵守医院的规定。第一次口述他就从7点谈到8点半，一开始就收不住，超过医院规定的一倍时间。护工岳爱英多次催促季羡林打住，但是他根本不予理会，照样口述不误，他笑着对蔡德贵说：“我没有那么娇气。”

　　那天，在第一次口述的时候，季羡林说明了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的原因和为什么请蔡德贵来做记录的原因……

　　■师生关系加剧口述信任感

　　青年周末：2008年10月季羡林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一封信，点名希望你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后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蔡德贵：2008年10月1日，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个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后来接到季老的电话，知道季老想让我做他的学术助手，我非常犹豫，原因在于在季老身边有很多人，由他们做这项工作可能最合适。后来我才知道，季老的很多高徒在北京大学担任着非常重要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我转念一想，我当时63岁了，一个小老头，过来做做口述，我们师生之间也可以聊聊天，也可以给老爷子解解闷，后来就没有思想负担了。

　　青年周末：季羡林为什么会找你来做口述记录？

　　蔡德贵：其实，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跟季老接触过几次。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说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勺园吃饭。要了几个菜，落座以后，李玉洁单刀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将《季羡林传》的提纲送到季老家，念给季老听，季老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

　　可能因为我与他在学术上的交流比较多、对他比较熟悉吧，所以他才会信任我来执笔做他的口述历史。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青年周末：季羡林为什么会有出“口述历史”的想法？

　　蔡德贵：这个原因在我与他的第一次口述时就说明了。那天，季老跟我说：“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口述历史，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美国人唐德刚给胡适做了口述，既然人家都能做口述，咱们也不妨做一做。这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

　　那天，季老特别对我强调：做口述历史，他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青年周末：你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口述？

　　蔡德贵：最开始季老以为如果一直不停地说，说一天可能就够了。后来他觉得那样太累，决定一天说两个小时，他觉得如果那样，大概八九次就够了。但是实际上季老开讲以后，不断激起他对很多事情的回忆，所以后来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聊天时也没有按什么顺序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至于医院规定的每次50分钟，季老有时候也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清楚地记得，他有几次讲了2个半小时，我几次催促停止，他就是不刹车。护工干预，季老说不要你管那么多。而且，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我担心季老会累，但是季老坚持让我每天去两趟。这样进行了3天，后来，301医院发现此情况，坚持每天只做一次，季老也不得不服从，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口述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我一个人讲。有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先生赶巧会在场。还有几次，是我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们一起和季老谈，大都是没有完全尽兴，因为担心先生的健康，就不得不停止了。

　　披露季羡林生前“秘事”

　　蔡德贵说，做口述史的这10个月，他有机会聆听季羡林谈论人生经历、学术历程，听到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和趣闻，自己感到莫大的荣幸。在这一过程中，季老妙趣横生、睿语惊人，而且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

　　在本书中，季羡林第一次全面回顾成长、学习、研究、治学经历；第一手披露了季羡林大量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经历细节。

　　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需要去美国参加一个研究项目，当时他与季羡林约定9月回来后继续做口述，并把所编著的《季羡林年谱长编》念给他听。没想到，当他从美国回来时季老已驾鹤西去。“今天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只是包括了季老广博学问的一小部分，有些他老人家确确实实带走了，对没有彻底完成口述，我感到特别的愧疚。这是一部残缺的口述史。”

　　■关于季老恋情的传说，很多与事实不符

　　青年周末：季羡林在口述之前就说过“真话不全说”，这次口述是否还有很多保留的地方？

　　蔡德贵：有，还有一些保留。比如说有些事情他认为不到说的时候，有时他让我把录音关了说，但也有些关了录音也没说的。

　　青年周末：季老和您谈到他的感情隐秘，这次有没有放在新书里面？

　　蔡德贵：有。多少段我倒是没有具体去算。季老从小过继给他叔叔，他叔叔和他临清老家的父亲和二伯有个协定，意思说他在叔叔那边娶的媳妇生的孩子就归他叔叔，在临清娶的媳妇生的孩子就归乡下的二大爷，后来他一直在叔叔那里，临清那边就没娶，那时候是允许娶二房的，但他没娶，这是他跟彭德华结婚之前的一段小插曲。

　　后来他就去了德国，那一段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和德国的伊姆加德，当时他要完成毕业论文，德国哥廷根大学规定论文必须要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而他不会打字。有一次他提到了这个事情，伊姆加德就说我这里正好有台旧打印机，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你打字，后来就有了那段所谓的恋情。但那段恋情我所了解到的和坊间传的不太一样，外界有人就说老爷子是婚外恋，我觉得不是。因为他1938年跟这个女孩熟悉，前两年因为战争的阻隔，他和家里人完全音讯中断了，家里的亲人是死是活一概不知道的，在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发生了那段感情。从德国回来以后进了北大，当时北大的文学院院长给他派了个助手，这个助手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叫马浴藻，他的大女儿是校花，非常漂亮，二女儿马理也是北大的研究生，学历很高，但漂亮不如她姐。马理当时提出让别人介绍，要嫁给季先生，但他拒绝了。

　　坊间关于季老恋情的传说，有很多与事实不符，只有老爷子自己说的才是真实的。

　　■“季承对父亲不了解是客观事实”

　　青年周末：据说季羡林的谈话涉及到谁偷了他的画、谁要谋害他这些“谜团”，您都存有录音但不会公布？

　　蔡德贵：这部分内容呢，一个我觉得涉及到老人的隐私，不好追问，听听就过去了；另外，我觉得即使是老人身后的有关遗产问题，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不是我个人能够解决的。所以口述里涉及隐私的问题，我不关心，也没有权利关心。当然，我问过先生一次：“听到这些新闻，您生气不生气？”他说：“哪能一点不生气，但我泰然处之吧。”

　　青年周末：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也写过关于季老的书，季老有没有跟您提过他？

　　蔡德贵：谈话从来不涉及这个话题。但季承第一次去见季老时，我在场，季先生很激动，说了很多动情的话：“父子见面是正常的，为什么不让见？”这是老人亲口说的。一个儿子回到身边，不管过去是谁的责任，季老的高兴不是装出来的。先生非常激动，父子两人都流眼泪了。

　　青年周末：那您怎么看待季承写的《我和父亲季羡林》？

　　蔡德贵：其实我跟其他人说过这句话：“季承眼中的父亲，和学生眼中的老师，和读者心目中的大师不一样。”他们之间不管怎么说，隔阂了13年没有见面，父子之间了解是不是都到位，这个我们没法评论的。我觉得季承用自己的角度来评论父亲，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是很一致，我理解他的心态，因为毕竟他出生两个多月父亲就走了，对他父亲的事情并不了解，这是客观事实。季承先生眼中的季羡林，和我眼中的不是一个人，他的内容更多涉及到他们父子之间的误会。

　　■季老是“铁片暖瓶，外冷内热”

　　青年周末：您觉得生活中季老是怎样一个人？

　　蔡德贵：我觉得在家庭方面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对社会、对家庭，他都尽职尽力。他平时话很少，是不擅言谈的一个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他说：“我是个很枯燥的人，音乐不懂，五线谱不会，一辈子就会唱一首歌：清华校歌。在德国参加晚会，被逼上台，就用中文唱了一首清华校歌。游泳只会狗刨，能打一点乒乓球，每次都输。”

　　我接触的季羡林到晚年有点挑食，早上护工煮鸡蛋给他，他不吃，生气但从来不发脾气，常年爱吃炸花生米，也爱吃我做的羊肉白菜水饺，不爱吃医院的饭，而且常说：“我看到轮椅就烦。”医生怕他感冒，很少让他出去，当时他是两种癌症，医院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他是真闷的慌，说的话身边人有时又不懂，在做口述史之前，常问：“这蔡德贵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来？”

　　可以引用一句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铁片暖瓶，外冷内热”。但他是非常幽默的，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经常会冒出一些幽默的话，自己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忍不住大笑。应该说“性情中人”是对他很到位的一个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