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奖：搜寻理论折桂

　　核心提示：戴蒙德、莫特森等人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搜寻理论高度模型化，他们的理论其实对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点，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产生，彼得·戴蒙德、莫特森和皮萨里德斯三人分享此项殊荣。

　　有“麻省神童”之称的戴蒙德获奖早在意料之中，他游走于经济学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我们知戴蒙德得奖，第一反应以为是因“银行挤兑模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投资银行遭遇资金逃离之劫，雷曼兄弟因而倒下，虽然“银行挤兑模型”并不完全以投资银行为“目标”，但却对未来银行存在的危机提供一种深刻的理解。但这次与他人分享奖项，却因为三人在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的贡献，三人所建立的DMP模型（以三人名字头一个字母命名）是分析失业率和工资关系的最重要武器。

　　搜寻理论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群。在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集大成者的老式经济学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的、无摩擦的。厂商给什么价就会要到什么样的工人，工人愿意出多少力就会得到多少工资。厂商不在乎失去工人，只要能给出市场价；工人也不在乎失去工作，只要他提高努力水平就能得到新的雇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假设，从这个幼稚假设中得出的结论是工人失业是因为他们懒得工作（不提高努力水平），失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为搜寻理论拉开序幕，不过他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而不是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但是，他开创了一种范式。过去商品市场有一个“拍卖人假设”，这也是瓦尔拉斯体系的核心，遵循的是“价高者得”，虚拟出一个拍卖人喊价，然后看回应，从而最终成交。施蒂格勒建立一种搜寻关系，即买主费尽力气，克服各种信息成本来找卖家，卖家亦是如此。随后这种相互搜寻的概念定义被直接“挪用”到劳动力市场，雇员要找到合适的老板，老板也要找到满意的雇员。搜寻的过程，会产生成本，很小的成本也许就造成劳动力市场巨大的“失业反应”。搜寻的结果，同市场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搜寻出来的价格（例如工资水平）可能是非常离散的，没有统一的工资水平。

　　实际上，戴蒙德等人并不是搜寻理论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必要的一环”。搜寻理论群是一个星河灿烂的世界，比如McCall创立了连续搜寻原则，意味着搜寻工作是一个终生的“事业”，一直打到最优化的职业选择为止。今年获奖的皮萨里德斯则研究的是企业主如何从内部搜寻合适的工人，而工人如何从新雇主（外部工作搜寻）和原雇员（内部工作搜寻）之间进行比较性的搜寻，来获得满意的结果。

　　其实，Albrecht和Axell的工作也许是里程碑式的，他们引入了概率、博弈和离散等工具，比如他们觉得“一生搜寻”有点太扯了，失业才会搜寻新工作，但个体知道工资出价分布却不知道具体聘约的企业（知森林而不知树木），个体本身是异质的（有差异），有的喜欢闲暇有的不是很喜欢闲暇，低闲暇接受较低的保守工资，而高闲暇接受较高的保守工资。他们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来考察失业救济的增加对均衡工资分布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一般性失业补偿的增加会导致均衡失业率上涨。但是，选择性失业补偿的增加，会降低均衡失业率。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失业补偿的增加虽然能提高无业搜寻的效用，但在低工资厂商比例上涨的情况下，工作搜寻获利的可能性降低，失业补偿的增加会重新把工人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厂商那里，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它暗示着，在一定程度上，失业救济和最低工资制都是有效的生产性政策。在芝加哥经济学里面，这些都是提高失业率的失败性政策。

　　而戴蒙德、莫特森等人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搜寻理论高度模型化，他们的理论其实对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在特定时期存在着结构性失业状态，例如眼下一些大学生找工作难就是典型例子。不过，戴蒙德等人的模型还是不能完全解释多大比例的一般失业是由工作搜寻和匹配问题造成的。总之，在美国10%的失业率情形下，全世界都因失业而惊慌失措，他们因搜寻工作获奖，有现实因素，但对搜寻理论而言，选择他们，有点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