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看病贵需要综合施策
“小病扛,大病挨,病危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返从前”这些流传甚广的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期以来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
但自从我国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据卫生部统计,截至2010年6月底,新农合已经覆盖8.33亿人,农民参与率达94.2%。尤其是2009年全面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后,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并投入了5000亿元用以扩大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覆盖面等,给广大农民带来实惠。
今日本版刊登的几封读者来信,反映了农民在求医问诊过程中的一些烦恼:乡村医院医疗条件差、医生技术水平低,只得到城里的医院就医;医保指定医院缺医少药,不得不去非医保医院看病;无论大病小病,动不动就让患者住院;不告知家属或不经家属同意,就给患者用不能报销的自费药;父母未在家乡住,看病拿药极不便……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从不同角度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甚至任其存在下去,那么新农合制度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就有可能得而复失。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处于低位。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虽然已经很广,但保障水平仍比较低。因此,农民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要比城镇居民高许多。特别是由于门诊看病报销的比例很低,面对“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的现实,许多农民仍然只能选择“小病扛,大病挨”的办法。但这显然是不利于广大农村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下大力气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待遇,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平稳运行和发展。12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对政府举办的乡镇医疗机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支出和业务支出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补偿。这意味着基层医疗机构有望彻底告别“以药养医”的运行模式,让基层医生把工作重心放在积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上。
另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如提高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提高大病费用的上限额度等。尽快实现医疗费用省内乃至全国统筹、异地看病与原籍所在地对接、农民工在务工所在地看病报销等,均对降低农民看病费用至关重要。
此外,应加强监管力度。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界定服务功能,明确规定使用适宜的技术、适宜的设备和基本药物,以维护其公益性质,让农民在家门口或家附近就能享受价格低廉、质量良好的医疗服务,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的目标。
医疗补偿机制要“开源节流”
据近日媒体报道,国务院部署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基层医疗机构出现较大收支缺口,政府将进行补贴。
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形成稳定的补偿渠道和补偿方式,是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稳运行和发展、确保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财政对医改的补偿资金毕竟是有限的,如何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最大效应,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医疗补偿机制关键要“开源节流”。
在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确立后,加大政府投入,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保障。因此,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政府对医改的补贴和投入,是事关医改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医疗补偿机制的“开源”问题。但是,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些钱能否花在老百姓的头上,真正让老百姓得实惠。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错综复杂的医疗利益关系并非那么容易理顺,而且政府投入效能低下问题历来存在,其间“跑、冒、滴、漏”的现象屡禁不止。加之一些医院领导人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甚至是贪污腐败等行为并不少见。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政府无论投入多少钱,都会如石沉大海。因此,对医改中的政府投入,要考虑的不光是量的问题,还有完善投入机制问题,这就涉及医疗补偿机制的“节流”问题。
医疗补偿机制必须着眼于提高资金的效益和安全,重视制度设计。只有制度设计合理,政府投入才会有好的效果。
首先,要提高医疗补偿的效益。效率不高,政府投入越多,浪费可能也就越大。其次,要有一个杜绝浪费的机制。比如,不能把医疗补偿用于简单的养人养机构,不能用于脱离实际的豪华医疗场所的建设,更不能用于吃喝玩乐等。第三,必须加强对医疗补偿资金的监管。无数事实说明,政府投入的资金很容易成为一些不法之徒眼中的“唐僧肉”,特别是那些手握政府投入分配权的掌权者,更容易“雁过拔毛”,进行权钱交易。在当前条件下,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外,有必要引入外部监督机制,特别是引入审计披露和会计核算,对医疗补偿的整个过程进行审计、核算和监督。同时通过网络公开,让社会和公众进行监督。
进口设备进口药使用过滥代价高
作为一名基层医院管理者,我先后参观过不少医院。我发现,各医院都在探索不同的发展途径,但大量购买进口先进诊疗设备却是共同的。一所县级市医院近年来先后购置了1.5T核磁共振、德国西门子螺旋CT、日本东芝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荷兰飞利浦直线数字拍片机、日本欧林巴斯大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先进诊疗设备,总价值达1.3亿元。事实上,市县级医院绝大多数有CT、CR(计算机X线摄影)或DR(数字射线摄影)、电子胃镜、腹腔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这些仪器几乎都是进口的。
单次购进的进口设备若能用三五十年,价格贵些似乎还不算什么,但算上其耗材、需定期更换的零部件、修理费以及定期保养等,则耗资可谓巨大。
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对大型医用设备的研发是无止境的,数年之后,换代产品必然出现。若无休止地更换,要花多少钱?!除大型医疗设备,对金属接骨板、接骨螺钉、髓内钉、人工关节等,医生一般也用进口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纯国产的几乎不用。这些动辄数千、数万的材料也是看病贵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更别说还有各种支架、补片、复律器和胰岛素泵等等。当然,这些内固定材料在组织相容性、材质、规格及解剖形状上有很大技术开发难度,但我相信,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不久的将来,自主研发的材料就能广泛应用于临床。
国产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好解决,出厂价以任何方式公布就可以了。进口药品价格虚高却无从得知。有的药品冠以一个“洋名”,不管价钱多高,医生和患者都能接受。癌症患者用进口药物或进口“靶向”药物治疗,几个疗程下来,花费四五十万元很正常。芦笋片涨价14倍,以患者买10盒计,承受的损失约2000元,而用进口药品治疗,动辄花费四五十万元,就算药品仅涨价一倍,患者被“宰”的程度也大大超过国产药。自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以来,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常用低价药品价格越来越低,药厂都不愿生产,已经给医院正常工作造成影响,而高价及进口药品价位并没有降多少。
常见病以及无需特殊材料的手术如阑尾炎、胆结石等,一般不会导致群众因病返贫。看病贵往往都是重病、大病或需用特殊材料的疾病。医生用进口设备进行一系列检查,外科医生用进口电刀、在进口平顶灯下进行操作,一些手术置入进口支架、人造血管,术后用进口药品进行几个疗程化疗。这种状况使病人不堪重负,而外国医药公司却成了最大赢家。
因此,发展民族工业,制造国产的先进诊疗设备,对解决看病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