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府着力营造劳资“和谐生态”

　　观察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视野避不开浙江。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裁员潮”，经济复苏回稳中的“用工荒”，在这个民营经济大省似乎都不明显。有人说，这是劳动者“用脚投票”，把“信任票”投给浙江，投给和谐的劳动关系。

　　不仅是直观感受，更有研究数据可印证。学者们倾向于考量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劳动关系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还有专家认为，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这里形成。

　　在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怎样构建起和谐的劳资关系？又有哪些经验可循？

　　责无旁贷——

　　政府营造“和谐生态”

　　六成以上税收、七成以上GDP和外贸出口、九成左右就业来自民营企业，浙江是当之无愧的民营经济大省。

　　民营经济占“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也给浙江的劳动关系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能在涌动；另一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大多分散在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浙江省委、省政府较早认识到，构筑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省委书记赵洪祝说：“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也就没有群众的利益保障、民生的持续改善。夯实和谐劳动关系基石，政府责无旁贷。”

　　浙江劳动部门曾做过详细调研，近年的劳动争议，主要诱因涉及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企业改制、劳动合同纠纷等方面，这反映了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深层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浙江从政府层面找到了几个关键点：

　　——编织一张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网。在浙江，五大社会保险制度不断“扩面”，像养老保险，对非公企业实行“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特殊办法，让更多非公企业劳动者今后能享“退休金”。

　　——探索一个有效的就业服务、再就业援助体系。浙江发挥市场机制灵活作用，在所有市县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三者并进。特别是试点城乡统筹就业，把农民工完全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

　　——理顺一套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从源头上防“欠薪”、保证正常“涨工资”。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工资支付保证金、欠薪应急周转金、农民工记工考勤卡“两金一卡”制度，保证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到工资。综合运用包括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人工成本测算等在内的企业工资调控制度，保证工资正常增长。

　　“对症下药”——

　　800万职工得益工资协商

　　薪酬，往往是引发劳动纠纷的主因。尽管劳资双方“工资共决”一直被提倡，然而执行起来却有困难。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长征认为，主要在于中小民营企业中职工一方协商力量薄弱，谁来同老板谈、怎么谈都是问题，这种情况下工会理应挺身而出。

　　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成为企业、职工共同的利益指向，成为工会、政府部门共同的努力方向。实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来，高虹镇127家节能灯企业因工价问题、职工跳槽问题引起的劳资纠纷一降为零，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3.83%。去年春节过后，节能灯企业职工按时报到率超过80%。目前，高虹镇节能灯产量已占全国1/10。

　　在浙江，职工工资老板一人说了算的状况正在改变。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初步形成：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订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情况千差万别，怎样才能使“工资共决”收到实效？浙江各级工会对集体协商“量体裁衣”、“对症下药”，这也构成了“核心经验”。

　　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镇、村，实行区域性工资协商，由镇村联合工会与业主委员会或经营者代表签约；较大的产业群或块状经济区域企业，由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协商签约。生产经营正常和效益较好、工业基础较强的行业、区域，重点就工资水平、奖金分配、补贴和福利等进行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和调整机制；在生产经营较困难、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行业和区域，重点就工资支付办法等进行协商，重在建立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介绍说，浙江目前已有近850万名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定工资。杭州等地已建工会企业中80%以上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

　　在浙江，无论劳方还是资方，遇到分歧找工会，已经在很大范围内成为共识。

　　潜移默化——

　　全社会携手更给力

　　赵洪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社会都来为密切劳资关系尽一份力，劳资和谐的春天才能到来。”浙江明确提出，让和谐、幸福、安康惠及生活在浙江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新杭州人”、“新宁波人”、“同城待遇”……这些举措，让外来务工者有了归属感，也在潜移默化地促进劳资间的和谐。

　　在嘉兴平湖打工10年的河南籍农民工周国平，喜滋滋地领到了居住证，一家三口都成了这里的新居民。他说，“居住证与暂住证只有一字之差，但感受完全不一样。”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霜最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号召：“留住员工，留住明天。解决就业才是从根本上保民生。”浙江形成了全社会携手为劳资和谐尽力的氛围。

　　位于萧山的万向集团是国内汽车配套行业的龙头企业。2008年，全球汽车行业遭受沉重打击，他们被殃及。2008年10月开始，订单从每月50亿减少到35亿，当时受汇率影响，效益也不断缩水。

　　“无论如何，我们不裁员、不减薪！只要企业还在运转，就绝不抛弃一名员工。一遇困难就裁员，这不是一个负责的企业家该做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坚定地说。

　　“良性循环”——

　　企业同样是受益者

　　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得到保障，受益的绝不仅仅是劳动者一方。

　　杭州油漆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胡连荣有个“良性循环”的观点：“工资集体协商后，职工工资平均每年有15%的增幅，看似企业工资支出增加，但企业从中得到的提升和发展，远不止于此。职工待遇越好，积极性就越高，创造的利润也更多；企业利润高了，更乐意提高职工待遇，同时也能留住人心。”

　　有担当，也有回报。

　　提出“不裁员、不减薪、不降福利”的万向集团营业收入顺利实现 “奋斗十年添个零”，员工收入也有了“3年再翻一番”的预期。鲁冠球说：“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想方设法让员工“快乐工作，无忧生活”的传化集团，仅2010年就收获了员工为企业发展提交的3163条合理化建议，其中70%以上被采纳，为企业带来数以千万计的经济价值。“有了人，才有企业的发展”，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如是说。

　　连续多年为员工破解“住房难、回家难、子女上学难”的温州开元集团，几年来仅在职工住房方面就投入1000多万元。“员工利益无小事”，董事长李跃胜认为，员工生活上的困难解决了、烦恼少了，会更用心投入企业发展。

　　拥有20多名博士员工的浙江华海药业公司，每年花在员工身上的培养经费有上百万元。董事长陈保华认为，“员工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人才队伍依旧稳固，去年人才流动率低于9%。

　　在浙江，劳动关系中的企业、职工双方体悟到“合则两利”的真正含义。专家眼中，浙江民营企业有着追求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需求、内生动力，也得到了适时有力的引导和推动。

　　长期关注研究劳动关系的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徐小洪教授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由“本土化”的资本构成，企业家大多曾具有“草根”经历，而经营理念更希望长期扎根、长远发展。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发育较早、壮大较快，企业迈上一定规模后，也更加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度，重视人力资源、人才资本的作用。浙江民营企业“块头”在长大，劳资利益共同体也在形成。

　　下一步，浙江将加强机制制度建设，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一步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发展。（王慧敏 江南）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