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工会是否解决劳资纠纷的仙丹妙药？

　　美国工会曾在提升产业工人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一味强调保护自身利益、与企业进行非理性对抗，逐步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中国工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但在工会的功能定位、独立性和领导素质提升上借鉴美国经验，有助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自2010年5月位于广东南海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因不满薪资待遇而罢工开始，一系列劳工事件震动了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在一些大型工厂，罢工的参与者动辄上千，其密度和规模都超出了过往以偶发独立事件为特征的劳工纠纷。虽然不少罢工事件以加薪告终，但留在外国投资者、企业管理者、政府和工人心中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解除：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开始动摇？丰富而低廉的优质劳动力资源是否到了枯竭期？加工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中国如何解决保持竞争力和提高员工工资之间的矛盾？

　　在诸多罢工事件中，让国际社会跌掉眼镜同时也多少让投资者松口气的是，工会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促进工人复工的角色。从员工角度看，工会完全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从投资方和管理层看，工会并没有做到有效沟通并未雨绸缪地防止罢工的发生，工会可谓两头受气。

　　南海本田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朋友都问我：中国的工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沃尔玛在美国没有成立工会，反倒在中国成立了工会？在罢工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将发生哪些变化？而国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问我最多的却是：美国式独立工会的组织形式是不是解决中国劳资纠纷的仙丹妙药？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美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工会今与昔

　　在美国，工会是完全独立于企业和政府的职工代表组织。美国的机构主要可以归入公共企事业范畴（Public Sector，主要包括警察局、学校、政府、邮局等国有事业和企业机构）和私有企事业范畴（Private Sector）。在公共企事业范畴，工会迄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在私有企事业范畴，其已是风光不再，这一点可以从工会密度（Union Density，工会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中略见一斑：公共企事业范畴的工会密度为36.8%，私有企事业范畴仅为7.6%，平均则为12.4%。

　　美国公众一般都认为，私有企事业范畴的效率、管理和创新优于公共企事业范畴。最能说明问题的应该是美国邮局了，这个有着23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有公司，由于未能把握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商机—快捷的国际间包裹递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皮底下冒出两个响当当的世界500强：联邦快递和UPS。所以，在公共企事业范畴占优势的美国工会，常常与低效、保守和缺乏创新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也许恰恰由于这一形象，美国工会密度自上世纪40年代末起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45年的36%降到今天的12.4%。其实，如果不是60年代开始的公共企事业范畴工会密度的快速增长抵消了私有企事业范畴工会密度的大幅度降低，今天的美国工会恐怕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今天，美国工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利用会员跨企业甚至跨行业的集体力量进行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的谈判。虽然与上世纪50年代的鼎盛期不能相提并论，但美国工会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亲工会的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工会的影响力正得到一定的复苏。

　　其实，美国工会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以19世纪30年代为例，女工在“血汗工厂”的纺纱厂里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但每周只能拿到不到4美元的工资，还常常因为迟到几分钟就被罚款，而任何抗议都会导致被解雇，至于克扣工资更是司空见惯。而在有工会组织的工厂，同样工作的待遇却是“血汗工厂”的3-4倍！可以想见，如此的差距会带来多大的感召力，工会的发展在这一段时期势不可当，工会运动提倡的一系列价值观得到追随者的认可，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团结一致，休戚与共”（Solidarity），与其相呼应的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理念以及对平等的向往和对优越超人的蔑视。这些价值观的演绎形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民主和人权不应该停步在工厂大门和办公室接待室之外。工会的蓬勃发展，使得1890-1914年间，有工会组织的美国产业工人每周工资从17.63美元上升到21.37美元，每周工作时间从54.4小时降到了48.8小时。

　　但是，由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工会组织缺乏思变、进取、卓越的领导力和愿景，20世纪20年代，人们看到的是工会运动的萎缩。有两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1919年，约有400万工人参加了近3600次罢工；1929年，仅有不到29万工人参加了约900次罢工。

　　有意思的是，在大萧条中，工会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得以复苏。1932/1933年间，美国失业率高达25%，因为会员穷困潦倒、付不起会费，工会大量流失会员，这个本就萎靡不振的组织再遭打击。

　　1932年3月，时任总统的胡佛签署了美国第一个劳工保护法案，即《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Norris-La Guardia Act），废除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黄狗劳工合同”（Yellow-dog Contract），即逼迫员工在签订劳工合同时承诺不参加工会。此后，又有一系列的劳工保护法案如雨后春笋而出，为美国工会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但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与犯罪组织及黑社会的瓜葛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会的社会形象。

　　政府眼中可资利用的

　　惹事生非者

　　谈美国工会，不能不提其与政府的关系。简单地说，工会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心目中的惹事生非者。美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在畅销书《少数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中写道：“在19世纪的美国，因企业的过度压迫而导致的农民反抗和工人罢工，绝不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少。当局坚定地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动用警察、民兵和联邦军队来平息骚乱。最高法院则将工会定义为侵犯私有财产和宪法的组织。”即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1981年，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也丝毫没有减弱。当里根总统当年下令解雇为寻求高薪和降低工作时间而罢工的1.1万名航空调度员时，还出人意料地加上了在美国罕见的“终身不复用”的严厉惩罚。

　　当然，随着力量的壮大，工会与政府的关系逐步增加了互相利用的微妙变化，它可以操纵手中的选票来影响政客的观点。从立场说，工会虽然不隶属某一政党，但在大多情况下倾向支持比较同情穷人的民主党，而对亲商、亲华尔街的共和党一直心存芥蒂。里根对被解雇的航空调度员“终身不复用”的禁令，后来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悄悄解除，明眼人不难看出两党对工会态度的差别。至于奥巴马的大选获胜，更与他大打亲工会牌、拉工会的选票息息相关，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工会的支持就没有奥巴马的今天，就连奥巴马本人也不讳言工会对他的重要性。

　　商界敌视的非理性对抗者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工会密度在公共企事业范畴持续增长，而在私有企事业范畴却持续下滑，迄今业内专家和学者都未对此作出解释。其实，就我在美国20多年的经验看，其中的原因很明显，而且很值得中国借鉴：公共企事业范畴的工会会员大多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对自己的保护比较理性，提出的要求一般比较合理；相比之下，私有企事业范畴的工会会员教育水平偏低，一味地强调保护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置企业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不懂得锅里有碗里才能有，使自己逐步走上了与企业完全对抗的非理性角色。

　　我上世纪90年代在加拿大工作时遇到的怪事，挺能说明问题：我的办公椅坏了，几天后接待室通知我，新购的办公椅已经送到。当时工程部已经下班，我急不可待地自己要到楼下取椅子并安装好，可是秘书告诉我，工程部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任何属于他们范畴的工作，其他人不得插手（因为担心工作被抢最终被裁员）。我听了目瞪口呆，这难道是劳工权利保护的初衷吗？

　　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汽车三巨头病入膏肓，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接受政府高达500亿美元的救援以免灭顶之灾，此举在美国引起了震动和反思。对比韩日汽车公司在美国的长驱直入，商界、政界和媒体很快就把美国汽车业霸主地位的倒塌怪罪于工会，就连众多参议员也谴责工会谈判的“费用浩大”的工资和福利劳工合同导致美国汽车公司失去了竞争力。工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阻碍一面的暴露，使其遭到了更大的挫折。

　　非理性对抗，使得美国商界对工会的敌视与日俱增。上世纪80年代末，我研究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效力一家私营进口商，老板对员工要组织工会的态度是如临大敌。记得有一次老板召集高管人员开紧急会议，提醒我们有少数人在动员员工组织工会，让我们与员工谈话，力陈参加工会的弊端，并明确地表态，一旦工会组织起来，他马上关闭公司。这位老板与工会不共戴天的决心，是美国商界近几十年来对工会敌视态度的一个缩影。

　　阻碍全球化的螳臂当车者

　　其实，中国人对美国工会的了解，常常与其强硬的反全球化立场和直接或间接发起一系列反倾销法案有关。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以及中国经济的急速崛起，中国企业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工会恰恰是众多摩擦的制造者。比如，美国对中国输美家用轮胎的特保案，就由美国钢铁工人协会作为申请人启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工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一股影响力最大的反华势力。

　　虽然这些反倾销案例的规模和影响，与我当年因为工会的阻挠不能自己搬运、安装椅子不可同日而语，但究其根源却如出一辙：出于对失去自身利益的恐惧而产生的非理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导致美国工会把自己放到了全球化这个世界大潮流的对立面。中美贸易摩擦之所以越演越烈，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工会一直是，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与全球化对立的政治力量。在美国政界，即使识大体之士，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讨好工会，原因很简单，他们手上有选票。所以，要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和探索解决的方法，不研究美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不行。而眼下我们的研究重点往往放在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上，其结果常常像英谚所说的“痛打（送坏消息的）信使（Shooting the messenger）”，这难以从根本上理顺中美贸易的关系。

　　集合精兵强将，

　　探索中国特色工会之路

　　美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与中国工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虽有成功经验可言，但弊端多多，中国不值得也不可能照搬，其独立工会的组织形式，并不是解决中国劳资纠纷的仙丹妙药，不过，其运作中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首先是工会的定位。应该说，中国工会的职能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变化而变，尤其不能适应外资、合资及私营企业发展的需要。目前，国企中的工会仍旧维持传统的逢年过节分鱼分肉送月饼和平时到医院看望生病员工的服务性功能，而这一功能并未成功移植到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中，导致工会在这些企业往往成了摆设，对劳资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显得束手无策。随着贫富差距的出现和不同体制经济组织的存在，对工会的重新定位愈发重要，而其在稳定社会上发挥作用的潜力极大。

　　其次是工会的独立性。中国工会十五大会议期间，有一位工会主席讲了个发人深思的故事：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板起先不愿组建工会，好不容易经县工会说服后组建了工会，老板娘却被委任为工会主席，引起了职工的强烈不满。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县工会派去了一位专职工会主席。表面看，这是换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工会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工会的性质是附属性，而美国工会的性质是独立性和对立性。就中国的国情考虑，对立性杀伤力极大，不可取，但其独立性却有可借鉴之处。工会的基层领导一定要在企业中有独立性，其独立自主性越高，可信度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而眼下很多企业工会的实际情况是企业主不信任工会，员工也不信任工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田员工罢工的要求之一竟然是改革工会，这也令老外们大跌眼镜。

　　最后是工会领导的素质。工会“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并不等于工会干部一定要是员工尤其是最底层员工的一分子。以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工会领袖、被戏称为“美国最重要的劳工老板”的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为例，此公不仅拥有沃顿商学院的学士学位，而且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演说家。他的畅销书《一个能干的国家》（A Country That Works）长销不衰，对美国的工会运动影响极大。安迪·斯特恩从不隐瞒自己反对全球化、私募基金巨头以及华尔街权贵的观点。他文章犀利，立场坚定，对运用草根式网络宣传和招募会员更是得心应手。

　　中国工会要真正发挥作用，非提高领导人的素质不可。在中国，虽然高层的工会领导中不乏精兵强将，但在很多企业中，往往是唯唯喏喏的平庸之辈被放在这个本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岗位。他们既无创新能力，亦无执行力，久而久之，工会本身的形象、地位和功能反而被削弱。尤其是在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工的主体部分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他们普遍教育水准低、法律意识差、维权能力弱，同时又缺乏全局观念。“不满”则溢，在矛盾产生而工会不能代表其利益时，这一群体常常会自发组成“地下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而实际存在的工会组织却沦落为被动救火且能力低下的消防队，错失领导良机。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劳资关系改善起到的作用。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设有专门的科系及课程，比如，康奈尔大学设有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Cornell University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并有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美国很多著名的学者、内阁成员都曾在此任教，安迪·斯特恩也是该院颇受欢迎的一位老师。可是迄今，工业和劳工关系还根本不是中国大专院校研究的热门，更不是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和教育界要责无旁贷奋起直追才是。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动的前兆。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以刻舟求剑的方式寻得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中国工会亦不例外。通过探索新的定位，中国工会组织完全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会之路，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不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甚至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