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人才之道

　　据2010年官方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的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14亿人。这个数字，比德国、法国、英国这些科技大国中任何一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而今年2月科技部公布的数据则显示，在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但量多不等于质高，庞大不等于强大。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的中国，远非人才强国。今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而此前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则已明确目标，到2020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人才强国的愿景甚美，但任重而道远。正是中国这样一个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的国家，形成了载人飞船遨游太空，三聚氰胺穿肠过肚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反差。这也可见，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来说，事情远比古人所总结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要复杂。

　　权力、土壤与人才

　　站在列国争雄的角度来看人才，可谓由来甚远。《管子·霸言》里就讲：“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人才得失岂止关乎国家贫富强弱？小到三百六十行，哪行之事成业兴离得开人才？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一国“唯才是举”，“得士而强”，远如秦国扫灭六国雄踞亚东，近如苏联迅速崛起称霸世界，国都不可谓不强，然而却也都是民弱而国强。此时之国强，犹如双刃剑，不仅可以用来使国家免于外患，也可以拿来迫使人民像羔羊一样驯服。传统的强国观里，隐含致命缺陷。

　　古人云：“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且不说外籍人才来华情况，仅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归国情况来看，依照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62.07万人，而留学回国人员则只有49.74万人。去多回少的现状表明，中国离渊深林茂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距离不短。

　　可要使得渊深起来，林茂起来，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性难题，不是一时一地一部门解决得了的。而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不是等到渊深林茂了才需要人才。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才能使本土的人才愿留下来，他国的人才能够走进来呢？为此，从国家到地方，使出了各种招数，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像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生物学家饶毅等等，不就回国工作了么？

　　但是，其间也有一个由来已久且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热衷于用特权利诱的方式招徕人才。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倘若被奉为“高层次人才”，就列入特权阶层，给予厅级干部医疗待遇，或者锦上添花，发给百万元房屋补贴，甚至子女高考可优先录取，配偶安置可以特殊照顾。其实，政府这么做，只是对在权力眼里的人才的尊重，却没有对人的尊重。当然，如果特权利诱的做法放在15世纪的中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恐怕都不会引起什么非议。但放在20世纪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爱因斯坦之能成为科学巨人，爱迪生之能成为发明大王，绝非他们的国家对他们另眼相看，给他们以特权。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时候，在他所供职的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刚从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没多久，尚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1870年，凭自己发明的普用印刷机技术，获得西方联合公司给他4万美元巨款的爱迪生，其时不过是个23岁的青年，连张小学文凭都提供不出来。

　　自由、公平的竞争本身就是对人才最好的酬劳。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为搭建起这样的舞台创造条件。竞争法则自然而然地会奖优罚劣。一个企业，不用人才，就有歇业破产之虞；一个大学，不用人才，就面临招不到好学生之忧。人才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自然会实现个人的价值，得到该得的物质回报，哪里需要权力花功夫、订制度，帮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去遴选裁断谁是不是人才？

　　蒋梦麟1923年谈到“北大之精神”时就说“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倘若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学校都被弄成鹦鹉训练所，学校的一个职能就是尽可能地消灭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习惯，那么培育出来的人才就不可避免地、或轻或重地成了龚自珍所说的那种“病梅”。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才容易造就具有创新精神、视野开阔的人才。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论是什么专业，只有在能自由获取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起码做到不重复劳动。要想人才繁盛，离不开办学自由、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基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