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民间购买公共服务

　　——宁海有了拿工资的“老娘舅”

　　走近“首家专职人民调解室”

　　孙振堂，宁海县西店镇樟树村人，今年60岁。40年前，从部队退伍以后，他先后在乡镇从事综治工作，2002年临近退休的他，又在户籍所在地的樟树村干起了调解这档子事，是一个干了几十年的“老调解员”。

　　2011年4月1日，这一天，是孙振堂有生以来见到媒体记者最多的一天，来自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的50多位记者共同走进了以他为首席调解员的西店“和解工作室”。这或许也是西店镇有史以来受到全国媒体关注最多的一次。如此多媒体齐聚西店镇，目的是为了探究被冠名为“老何说和”工作室的专职调解工作室。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是我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可是镇里面设有综治办、司法所，村里又有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人民纠纷，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个和解工作室？这是不少媒体记者的疑问。

　　宁海县西店镇是我国改革发展试点城镇，宁波市七个发展卫星城市试点镇之一，也是宁海县的第一工业大镇，外来人口约占70%。“近几年西店经济快速发展，百姓富裕了，外来人口增多了，随之带来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西店镇人武部长、综合执法局局长薛家栋在接受采访时说，“西店综治办只有3个专职人员，调解人员比较缺乏，矛盾出现以后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就要影响西店镇的经济发展速度。”而村一级调解员很多是兼职的，处理起棘手问题来并不顺利。

　　视而不见还是着手解决？西店镇开始摸索出社会管理新模式，他们想到了借助民间力量。

　　巧的是，去年3月，59岁的原西店镇樟树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孙振堂找到薛家栋，说自己马上要退休了，希望能发挥余热做个“老娘舅”。“老娘舅”是当地人对“和事佬”的民间俗称。孙振堂长期从事基层调解工作，为人热情，经验丰富。薛家栋想，如果政府能搭建一个平台，既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综治工作压力，又可以给老孙这样的热心人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两人一拍即和，把想法向上级汇报了，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说干就干，去年5月28日，孙振堂被聘为首席人民调解员。老孙又找来了洪永茂、叶仁杰和孙金达这3人一起组成了西店镇“和解工作室”，宁海首家全部由村民组成的“专职人民调解室”由此产生。

　　现年55岁的洪永茂，在25年前曾是西店镇下田畈村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任，加入“调解工作室”以前他做了十几年的茶叶生意。而西店镇凫溪村原来养虾塘的叶仁杰，却拥有着20多年的调解工作经验，他们都是调解能手。孙金达则与孙振堂同村，平时经营着一家饭店，收入很不错，而一听说镇里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便不顾家人反对，把店里的生意交给妻子打理，加入到调解队伍中。

　　“以前我们都是分散的、兼职的，现在则是4人拧成一股绳，而且是全职的,专职的。”孙振堂介绍说，成为“专职调解员”后，调解室头两个月就接手了60多起案件，调解率100%，成功率达80%。

　　四个平头百姓参与调解，何以有这么高的效率，他们有什么高招？对于调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原因，孙振堂认为除了四人团结一致，全身心付出外，还因为做到了下面八个字：廉洁、及时、耐心和细致。

　　据了解，从2010年5月成立，到今年4月，11个月间，西店和解工作室共接收案件272起，成功调解200起，几乎每天要成功调解1起。调解的是矛盾， 调顺的是民心。“我们都热爱调解工作，大家的目标很统一，就是想为西店镇的百姓做点事，让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现在，西店镇的百姓碰到纠纷，都首先跑到调解室来寻求帮助。不仅如此，综治、司法等部门也相信他们，把一些棘手的民间纠纷首先委托他们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再将调解过程形成历史记录，走司法程序。

　　“老何说和”及它的品牌化

　　在宁海，类似西店镇的“和解工作室”，有个共同的品牌，叫“老何说和”。

　　“老何”，原指宁海县大佳何镇专职调解室负责人何万昌，因为专门以说和的方式处理老百姓的纠纷，就在该镇打响了“老何说和”的牌子。

　　去年年初，为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宁海县通过整合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资源，尝试建立了多个专职人民调解室，并聘请了一批“专职老娘舅”。 本来，每个地方的和解室在名称上各有不同，如西店的“和解工作室”，力洋的“老冯说事”，为便于读记。如今，“老何”成了全宁海像何万昌这样的全县“专职老娘舅”的代名词。

　　目前，这样的专职工作室宁海有5个，“专职老娘舅”有20余人。就是这些人，不到一年里调处案件300余件，调解涉案金额300余万元，还成功调处10余起历史遗留的积案，无一例反悔，没有发生一起因调处不及时或调处不当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上访事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现在，宁海县的人民调解室机制，在创新中又形成新的品牌，一批具有专业调解水平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正在宁海全县18个乡镇（街道）全面推进，名称统一为“老何说和”专职调解室。

　　这些“专职调解员”以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高超的调解艺术，免费为百姓化解了涉及邻里纠纷、赡养纠纷、拆迁矛盾、土地纠纷等各类矛盾，筑起了维护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而在宁海已有的5家专职调解室中，西店镇和解工作室是最早成立和效果最明显的一家。

　　这个在宁海县为人熟知的“民间法庭”，没有审判席，没有法袍，没有法槌。

　　但这个法庭，更像一个温馨的“会客室”， 一张长圆形会议桌和几张椅子，墙上悬挂着调解室组成人员、规章制度、纪律等展板。

　　这里的“法官”是和善的，只是一介村民、一张铁嘴、一份热爱人民调解的心，只要有纠纷发生，他们会随时出现在村里任何地方。

　　政府向民间购买服务值不值？

　　宁海县专职人民调解员聘任程序严格，以镇调委会的名义进行聘任，一年一聘，聘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再续聘，出台工作制度、管理办法、奖惩机制等相关制度。而选聘的调解员大多为威信高、地缘熟、懂法律政策又热心肠的老党员、老干部、退休的政法工作者。他们来自民间，与群众联系紧密，且长期从事基层工作，能力强、经验多、人脉广，他们以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以老百姓的语言进行调解，处理起民间纠纷来驾轻就熟。

　　这些专职调解员，是伴随大调解机制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源于政府引导、培育一大批专家型、实战型的调解土专家。

　　为了保证“老何说和”的正常运转，宁海县委、县政府专门出台了有关实施意见，将专职人民调解室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使专职调解员有了每月1000多元稳定的工资收入和相应工作经费保障。同时，宁海县司法局根据调解数量实行“以奖代补”形式，调处每个纠纷视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奖励，解决调解员们的后顾之忧。对重大矛盾纠纷，还与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建立联合机制。这些创举为专职调解员队伍的建设注入了生命力。

　　在此基础上，每启动一家调解室的运作即有3万元的启动资金，县一级和镇一级分别投入20万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室的建设，扩大调解室的影响力以便把更多更好的调解经验推广出去。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宁海‘老何说和’模式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宁波市司法局副局长童金定说，宁海是目前全市第一个落实乡镇一级专职调解员，工作经费和薪酬有财政保障的县（市）区。全县还有统一的机构模式，统一的品牌，用群众来做群众工作的创新型基础维稳新模式，满足了解决现阶段矛盾纠纷多元化，复杂化现状的需要。

　　不久前，宁海县人民法院力洋法庭还将法律关系相对简单的离婚、损害赔偿、相邻关系等民商事案件在诉前委托“老何说和”调解，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加强“老何说和”队伍的规范化建设，宁海县司法局对调解工作室的业务流程、工作文书、业务考核进行了统一的规范。人民调解必须先由需要调解的双方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符合人民调解要求的，受理登记，而后，人民调解员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并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由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真相后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后达成协议，最后对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协议履行情况。 调解不同于以往的民间“老娘舅”“说和”，宁海的“老何说和”与司法系统相衔接，调解后形成文书、进行司法认定，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益。

　　尝到了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甜头后，目前宁海司法局又针对新型矛盾纠纷类型，全面探索专业化的提升，根据不同时期集中涌现的纠纷类别，不定期邀请县司法局、县法院、镇国土资源局等专门单位，对专职调解员进行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事故、土地纠纷等专门问题培训 ，大力培养专业化的调解员。

　　为了使调解过程公开，调解结果更具公信力，宁海县通过定期检查案件受理登记、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等档案资料，以检查调解流程是否合理、合法，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为了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使调解结果经得住舆论的推敲，宁海县还打算结合当地12348法律援助热线开设一个“老何说和”热线，结合电视台“法在身边”栏目开辟一个“老何说和”专栏，结合宁海普法网开办一个“老何说和”网上工作室等“三个一”接受群众监督，全力打造“老何说和”品牌。

　　宁海县县委副书记俞小勋深有感慨地说：“‘老何说和’专职调解室作为一种新型调解组织，是宁海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探索，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大家都为社会和谐做贡献，是‘枫桥经验’在宁海的创新实践，促进了调解工作向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如今，和解室在宁海几乎家喻户晓，专职调解员已经成为百姓心目中称职的“老娘舅”。他们丰富的调解经验、真诚为百姓的心和浓厚的乡情，赢得了百姓们的认可，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品牌。每个调解室墙上都挂满了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仅西店镇一家和解工作室，上访曾经是当地的老大难问题，不禁阻扰了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也耗费了党委政府大量工作精力。自调解室成立以来，与去年同期相比，全镇因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引发的上访人数下降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