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文化网-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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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城管
从震前“谁不是一身伤”，到震后一年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再到和小贩“一家亲”，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因由和未来？
“车不能动，老子将你军呢！”
“哎哟，没得看到，杀得好紧哟！输了，输了。”
……
4月24日中午，张明友在街边与一个小商贩下起象棋，气氛愉悦，几盘之后，仍战意十足。皱纹和白发仍无法交代张明友的身份，制服却是明确的答案：他是汶川县城乡环境综合管理局协管员，也就是“城管”。
在中国大陆其他城市，这种发生在城管与小贩之间的“一家亲”场景并不多见，而在汶川却有很多。
汶川城管为什么这么独特？他们真的这么独特吗？
地震之前
“谁不是一身伤”
“地震前，在这里执法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当时整个县城里，只有4个城管队员，每个人都挨过打，都与摊贩发生过多次身体接触，光我自己，就有10多套衣服被扯破了。”
“大婶儿，我们进市场里去卖东西嘛！来，我帮你把筐背起来。”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给你们添麻烦了撒。”
……
4月24日一早，记者在汶川县双河市场门前遇到张明友，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他已经开始巡逻了。一些背着箩筐的农户看到张明友后，主动走进市场规定区域经营，旁边的几家面馆老板也主动地将摆在外面的桌椅迅速往店里搬。
“我正要开车子去巡逻，你有兴趣跟我一起吗？”出发前，张明友不忘向记者展示一下单位新配的巡逻车，是一辆尚未落牌照的东风牌小货车，“我们现在有20个城管队员，这可是惟一一辆车哦。”
尴尬的是，张明友拿起车钥匙，开了五六分钟才把车门打开。他笑着解释：“我脑壳有些发昏了。昨晚到各个建筑工地分发建筑垃圾清理传单了，一直工作到今天两点。”
53岁的张明友和制服有不解之缘，退伍后去了派出所，之后到工厂当保卫，再之后10多年一直当城管，“这是2003年发的服装，我的编号是5132008，不晓得国家管城管的最高机关里有没有我的等级？”张明友边开玩笑边指着一个补丁说，“地震前，在这里执法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当时整个县城里，只有4个城管队员，每个人都挨过打，都与摊贩发生过多次身体接触，光我自己，就有10多套衣服被扯破了。”
与张明友一样，赵国凯也是昔日汶川4位城管之一，如今亦坚守在这一岗位上。“干这个职业的，谁不是一身伤呢？到头来，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赵国凯苦笑。
地震发生时，张明友和赵国凯家的房子均不同程度破损，张明友的儿子因受伤基本生活已无法自理。
但就在震后第二天，两人立刻重新回到岗位上。“当时管不得那么多了，这么大个县城，4万个乡亲，我们没得时间先忙自己的事。”张明友说。
震后城管的任务是：帮助乡亲抗震救灾，还要到各个乡镇去统计伤亡数字。“当时每天大约要走30多公里，说是统计数字去了，但如果看到需要帮忙的地方，都要搭把手的。”张明友说。
经过半年多的抗灾救灾，张明友和赵国凯等人的工作才逐渐回归正常。但4个人已显得人手紧张，按照居民与城管万分之八的通常配比来看，汶川县城至少需要32个城管。
震后一年
城管走到哪，都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地震前，我们主要管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地震后那一年，随地摆摊的、破坏公物的、张贴广告的，都要管起来。”
24日一上午的巡逻时间很快过去了，在张明友眼中，这些都是重复工作，并无新鲜可言。
中午12点，张明友驾车回家。
“家里一定有人把饭做好了吧？”
张明友苦笑：“我回去要自己做的，我一个城管，穿着制服，到那些小店里吃饭，感觉总不怎么好。”
张明友的自制午饭十分简单，早上剩下的一点稀饭加上冰箱里的剩菜，简单热了一下就狼吞虎咽起来。
大约20多分钟后，张明友收拾停当，刚一出门，就在街边被一个相熟的商贩拉去下棋。接近下午两点半上班时分，他再度回到巡逻的岗位上。
在张明友和赵国凯看来，地震前的城管不好做，地震后一年更难做。
“地震前，我们主要管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地震后那一年，随地摆摊的、破坏公物的、张贴广告的，都要管起来。”张明友说话间，指着路边的路灯说，“这东西也有人偷的。”
正说着，在凯逸酒店附近，一户电器行将几台洗衣机放到门口展示，张明友迅速上前，虽然满面微笑，但言辞严厉：“这都成什么样子了，这里是街路，又不是你家的柜台。”一位店主堆笑着将洗衣机搬进店里，看到张明友也帮着搬，赶紧制止住，“有空来喝茶，这些活我们自己来吧。”
张明友笑着回到巡逻车上，“这一家子，以前我还和他吵过嘞，差点动手了，后来喝了一顿酒，其实大家没什么矛盾，多理解一下就好了，毕竟那段时间大家都需要心理安慰嘛。”
2009年，汶川县政府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决定再招募16名城管队员。一些80后年轻人成为城管队员，29岁的田位星和26岁的郭家林是其中两位。在他们的记忆中，地震之后第一年，每人每天工作时间都要超过12个小时，不间断地巡逻，成为城管队惟一的工作方式。
“第一年的时候，县城里真挺乱的，到处都在重建，门市、商店一家接一家开张，很少有人按规矩经营，都把街路当成了市场，菜农们也都随地摆摊，我们执法特别困难，被人打骂是很平常的事。”田位星说，震后第一年，城管队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最不受欢迎的人。
郭家林说，他的弟弟曾经也是城管队员，但做了不到半年就做不下去了，“那次，他被一个业户用剪刀扎在脑袋上，脑壳扎了个洞！”
商户的感受同样不好，“那一年，可能是因为一些城管是新来的吧，所以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冲动，而且当时我们的心情也不大好嘛。”采访中，一位商户说。
在这种压力下，很多年轻城管队员选择另谋出路。
震后两年
执法环境改善了 执法素质高了些
大家都在这个县城里生活，很不容易，所以能不罚就不罚。但有些人是屡教不改的，所以要多罚一些，以儆效尤。”
从第二年开始，田位星觉得，县城里的气氛好像平和许多，耳边的吵架声和打架声越来越少，“执法时，和人讲理，有人开始听了，有人配合了。”田位星说，虽然还是会遇到麻烦，但变化是明显的。
张明友则这样评价地震后的商贩：灾难让人们的灵魂得到升华、净化，经历了人性洗礼的人们，普遍变得成熟、友善。
2010年，赵国凯觉得执法环境进一步改善。商贩也有所反映，城管的执法素质比地震前高些了。
“这个小凳子还是摆回屋子里顺眼，你说呢？”4月24日下午，张明友在汶川县城的街边巡逻，看到什么影响市容的事，都要上前指正。
“这不是挺和谐吗？”记者问道。
张明友皱了皱眉头说：“在汶川县城，有1000多户坐商（开店的商人），他们还是比较好管理的。最难管理的是流动摊贩，县城周边的很多人，都要带着农副产品来这里卖，过去两年，我们是罚也罚不得。”
据了解，威州镇流动商贩大约2000到3000个，与震前并无明显变化。
张明友说，从今年4月1日起，汶川城管才开始恢复罚款权限。“今天是第24天，但我们只是委托执法，为了不激化矛盾，所以还是劝导为主。”说话间，张明友掏出了此前23天的罚款记录本，18次罚款记录清晰在案，额度总计约1660元。其中，注明为“流动商贩”的罚款有三次，额度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水果车罚款有两次，各100元；另外13次罚款，基本为违章停车。
“大家都在这个县城里生活，很不容易，所以能不罚就不罚。但有些人是屡教不改的，所以要多罚一些，以儆效尤。”张明友说。
对城管罚款个人提成这类说法，张明友等人严词否认。
近日，《汶川地震“最美微笑战士”当城管》的新闻，在张明友等人之间迅速传播。“我们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也想不到提升中国城管新形象的高度，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就好。”张明友说。
记者采访了几位商贩，他们对城管的工作基本认可。经营家电的李广生说：“地震以前一看到城管就生气，总感觉他们牛哄哄的，但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们对他们的形象重新认识了，其实大家可以成为朋友的。”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最近老城管还好一些，那些年纪轻的，好嘛，好像做了公安局长一样，牛得很哟，说得不满意了就要动手抢东西打人的。”一位店主拉住记者放了一串暂时无法求证的嘴炮。
城管生计
都无编制和保险
“地震前，我们四个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大约600元，感觉够用了。但地震后，物价涨得快，现在每人每月1200元，还觉得不够用……连一个小包子也要1块钱，吃一碗面条要12块。”
随着时针指向17时，下午的巡逻也行将结束。
谈及过去三年的生活，张明友4人感触颇深，话锋矛头对准了日渐上涨的物价。据他们介绍，无论当年4位老城管还是如今这些新城管，均没有编制，都属于协管员，没有五险一金，物价给他们的压力相当明显。
“地震前，我们四个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大约600元，感觉够用了。但地震后，物价涨得快，现在每人每月1200元，还觉得不够用。”张明友说，“自从地震重建之后，连一个小包子也要1块钱，吃一碗面条要12块。”
田位星一直在城管岗位上，送走了多少来来往往的同龄人，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说句话不怕你笑话，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掏不出一张百元钞票来。”田位星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解释城管队伍为什么流动性这么大。
田位星是二小队的队长，工资和所有人一样，一个月1200元。他的孩子今年7岁，到了上学年龄，柴米油盐、孩子念书，都靠这点工资维持。
郭家林是三小队队长，和许多同龄人相比，他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每个月就那么点钱，怎么和女孩子出去消费啊？”
城管队里，很多队员的家离县城很远，多在县城租房。“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多块，每个月吃饭要500块钱，电话费、水电费，到处需要用钱，发工资的第一天就要算计着怎么花。”这是郭家林的现实问题。
采访期间，记者一次看到张明友蹲在门口吸烟，地产烟，“天下秀”，5元一盒，在当地，这算是比较便宜的。看到记者，他递过一支，一番寒暄后说起妻子正是在这家饭馆做洗碗工，每月1500元，“我有几十年的工龄，连洗碗工的待遇都不如哟。”张明友慨叹。
张明友的妻子说，丈夫的困境并非仅此而已，地震后整修房子，除国家发放的2万元贷款之外，又在外面借了几万块，现在孩子卧病在床，怎么还上这些债务，始终是一块心病。
对于将来，张明友并没有过多打算，此前的一段小经历始终在他脑海中萦绕。2009年，一次执法中，城管队员与商贩发生了身体接触，那户商贩对张明友等人说，“龟儿子，将来哪天你们不做城管了，有你们好看。”
这件事过后，张明友彻底放弃了曾经萌发的转行念头，“要是做小生意，我们一定会受到排挤，毕竟以前与人家发生过矛盾嘛。”
编后
汶川城管是一种独特现象，无论观者还是当地人都会希望这种现象维持并继续完善，但隐忧犹存。灾后重建的“同甘共苦”，形成了汶川城管和商家、摊贩独特的关系，但当城市回到正轨，各方基于对利益的诉求还会如此一团和气吗？所以，我很理解城管们对工资与物价矛盾的抱怨，尤其是，他们没编制、没保险，还有家庭负担。这并非同情，因为已经爆出的各地城管与市民的冲突中，权力滥用、执法不当和利益争夺是其核心。防微杜渐，对于汶川城管的诉求，相关部门当有所反应，这关系到汶川城管现象能否健康持续。
本报特派四川记者 窦仲 李季 文/图 (来源：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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