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们在做什么

　　◎文/衡洁 （来源：廉政瞭望）

　　年轻时，我们在做什么？

　　《建党伟业》中，“五四”时期那批积极有为、勇于献身的年轻人让不少观众握紧了拳头，噙满了泪水。他们用激昂的青春解放了当时的思想，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

　　到了战争年代，保家卫国的理想高于一切。那时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去实践着心中坚定的信念——抵御外敌入侵，推翻反动统治。他们的付出，赢来了国家的新生和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年轻人与国家共成长，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即使是在特殊的年代里，年轻人仍然胸怀理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最广阔的农村去，那段经历弥足珍贵。

　　年轻人的力量，总是让人期待和惊叹的。这是一首青春的抒情诗，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来谱写；这更是一部国家的发展史，无数青年用青春谱写的今天，终将推动和奠造一个国家的明天。一个国家未来的光荣和梦想，皆有赖于当下无数年轻人的憧憬、信心、计划和行动的集合。

　　新世纪以来，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期，年轻人理想和现实间的冲突开始加剧。在无数复杂外因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倾向于体制内，倾向于无后顾之忧的人生路。不同的选择会带来哪些变化？他们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使命？

　　本期特别策划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体——体制内的年轻人。他们以不同的途径进入了体制内，成为了新一批政府使命承载者的候选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值得我们去记录和思考。

　　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强大体制，其壁垒和规则是坚硬的。那些体制内的年轻人，是用自己的创新和闯劲去改良它，还是磨平自己的棱角去适应它？

　　罗曼·罗兰说过，大半的人在20岁或30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

　　人们总对求稳的年轻人有着诸多担心，重复着一个个昨天的他们便是其中一个。若如此，国家亦会重复着今天的脚步，再难有绚烂多姿的期待。路怎么走，正在新一批年轻人的脚下展现。

　　年轻时，我们在做什么？这句话不仅是对逝去青春的追问，更是对年轻时是否担当了社会责任的一种拷问。

　　体制内的年轻人

　　当下体制内的年轻人，将是新一批政府使命承载者的候选人。你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求稳；但你不能说，他们进入体制内后，便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再有理想和追求。那种向上的精神和对梦想的希冀，在他们身上不断闪现。

　　国家的命运就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他们的使命，且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完成。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个寝室的围城之惑

　　◎文/本刊记者 衡洁

　　6月中旬开始，长江下游地区进入了梅雨季节。在安徽某地级市党委部门工作的陈颖，常常在闲暇时来到长江支流的水阳江边散步。看着进入汛期后日益澎湃起来的江水，她常想起4年前快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时，和室友们到外滩黄浦江边看江水的情景。那时的她们，站在同一个起点，抱着对未来的憧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4年后，经历各不相同的她们，兜兜转转，居然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了同一个圈子里——体制内：陈颖成了公务员，室友刘景春进了事业单位，另一名室友王敏则跨入了国企的大门。

　　三种就业选择

　　时间：2007～2008年

　　到哪里去实现理想？

　　陈颖：很迷茫，只好考公务员。

　　刘景春：进事业单位！

　　王敏：出国看看吧……

　　在陈颖的记忆中，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校园里的知了不停地叫，吵得人心烦意乱。1986年出生的她是寝室里最小的，在经历了一番找工作的大战后，几个室友都落实了较为理想的工作，可她仍然没有落子。

　　“刚毕业没有落实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在媒体、公司、学校等都投了简历，但机缘不巧，总没有走到底的。”2011年7月2日，陈颖为本刊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

　　2007年7月，室友们陆续离校，陈颖也回到了家乡河南。“其实当时深圳一些民企都发来了录用通知书，待遇还是不错，但我一是觉得离家太远，二是思想中有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觉得私企不稳定，缺乏安全感。”陈颖回忆说。

　　在一边迷茫一边自省的过程中，陈颖渐渐明确了方向：既然那么渴求安全感，那就进体制内吧！从2007年末起，她开始专心复习迎考公务员。“我爸妈也特别支持我考公务员，觉得女孩子进去了稳定。”陈颖说，“刚好安徽省招考，我就报了名。”

　　这次，这个当年河南省某地区的高考小状元发挥出了实力，轻松“中举”。此时的时针已拨到了2008年夏天。正当陈颖抱着对未知前途的忐忑踏上去安徽的火车时，她的大学室友刘景春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温暖。

　　“我大学毕业后曾到一家公关公司干过一段时间，每天都很晚回家，中午也不休息，很累很累。”刘景春告诉本刊记者，“正是那段经历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进体制内。上海有个离家近的事业单位招考，我去参加，很顺利就进来了。”

　　这边，进入体制内的刘景春很快发现了体制内的好处：充足的午休，有事可以早退，稳定的工资奖金，公家管饭，免费旅游，等等；那边，一心想出去看看的王敏则买了张去英国的机票，读金融学的研究生去了。

　　变数与争取

　　时间：2009～2010年

　　为什么不高兴？

　　陈颖：也许是叶公好龙，进入到体制内后，我开始失望。这里很安稳，但我不快活。

　　刘景春：单位改革了，什么都变了。我又成了体制外的人。

　　王敏：外企？国企？It’s a question。

　　2008年8月，陈颖正式到岗，成为了当地党委某部门的科员，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一直追求的安全感在这里是找到了。”陈颖说，“当然也要看你是什么心态在这里面，如果想要晋升，那也会很费心思；如果只是想顺其自然，按部就班，那完全可以对自己放松一点，不用顶那么大压力去奔命。”

　　工作了大半年后，陈颖有了新的想法。“在单位只是做一些办公室的事情，对业务知识水平的要求比较低。”学新闻出身的陈颖开始常觉得闷，在办公室发呆的时候产生了换一个业务岗位的想法。最终她找到领导，并达成了心愿——去单位的一个内部报纸做编辑。

　　在新岗位工作了几个月的陈颖发现，报纸工作倒是和业务知识挂了点钩，但离发挥所长、实现价值还有很大距离。

　　“单位的报纸编辑只是一个辑合各地上报信息的过程。”陈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唯一的追求就是不要有政治问题。”她打算创新版式的想法还遭到了领导的冷水——“重要的是领导名字、排序这些别出错，其它你就别乱整了”。

　　“这很打击我的热情。”陈颖有些无奈地说，“在公务员这个圈子混，很难有特别明显的出业绩的地方，这点不像在企业或是在媒体。这里对于业务上的成就，要求少，机会也少。”

　　2009年底的一天，陈颖接到了刘景春的电话：“我们单位改革了，我又成了体制外的人了！”原来，在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下，刘景春所在的单位被作为改革的试点，打破了体制。

　　在体制外纠结了半年，2010年，王敏回国工作的消息更加刺激了刘景春。“王敏毕业回国后，什么外企高薪聘她都不去，坚持进了深圳的一家国企，有编制。”刘景春在提到“编制”两个字时，格外强调。

　　在体制外的思考让刘景春更加明确了自己进体制内的深层原因：“体制内的工作和我的人生理想是匹配的。平淡、稳定的工作能为我提供物质保障，我就能挪出时间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另外，体制内的工作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没准，你会一不小心参与一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比如，你参与调研、制定了一项公共政策，或者你参与了政府援助欠发达地区的工作等，这些都是很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当我一想到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辈子做基层公务员，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对社会有利的小事，就会觉得这些人虽然默默无闻，但也不是‘loser（失败者）’！平凡之中能见真善美，不是吗？”

　　合适的位置

　　时间：2011年

　　围城内外，是走是留？

　　陈颖：要么就换条路，要么就老老实实走下去。

　　刘景春：考公务员，那是必须的！ 王敏：国企平台不错，没那么多条条框框。

　　2011年7月4日，本刊记者见到刘景春时，她才参加完上海某区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不久。“笔试惊险过关，面试第一名，可惜总成绩还是第二。”刘景春笑着耸耸肩，“要知道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我这次可是‘裸考’，下次的把握就更大了。”

　　在刘景春看来，由于年轻人回归体制内在近年来形成一股热潮，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体制内”三个字在某种时候被妖魔化了。“原本，受舆论的影响，以为体制内就代表沉闷的生活、一眼望到底的未来，但真正受过那段时间体制外工作的‘摧残’后，会发现体制内才是‘山那边’，代表着光明和美好。”刘景春对本刊记者说，“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媒体，都要将体制内描绘成一个堕落、腐败的地方呢？也许这里的工作效率确实不如体制外高，但体制内的某些复杂行政程序之所以要按部就班，也是为了保证公共决策的正确性，以免造成可以避免的损失。”

　　与她的观点相印证的，是王敏一年来的体制内生活。“跟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国企其实并不轻松，压力也蛮大的。我们单位年轻人比较多，90％以上拥有研究生学历，所以很有活力，从领导到员工的思维都很灵活。”尽管有业绩考核，但王敏对现状还是感到满意，“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工作，其实关键是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单位现在的平台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而且也比较鼓励员工创新，所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很好地实现个人价值的。”

　　最纠结的，还是陈颖。体制内的很多福利，她是清楚的。可这些物质上的“体制红利”并不能解答她心中的很多疑惑。

　　去年，陈颖的单位搞了个新制度，在各级党委成立了学习组，定期讲课、学习。陈颖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曾精神为之一振，很积极地为组织事宜奔忙。可才学了没几次，赶上了换届，他们单位的一把手被换走了。于是，所有新制度全部搁浅，说是要等新部长来了发话再说。“这是让人很泄气的事。”陈颖说，“这样会让党政机关个人化，政策不论好坏都没什么连贯性。一般来说，新来的领导都不会延续前任的政绩，而是另起炉灶再出成绩。这就让机关里的大多数工作要么指向性不明，要么就像一阵风。”

　　更让陈颖困惑的是，她身边的大多数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在大家心里，好像来当公务员就意味着不想做事业。混的时间越长，就越不会再去考虑你这个单位能产生什么效益、工作有什么意义。大部分都是寄生在这里，混个饭碗。为什么现在政绩工程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考虑政府机关存在的意义。”陈颖说得很慢，边说边在找寻合适的字眼，“如果你考虑这些，别人反而会把你当成怪物。大多数人都是对自己前途的热情非常大，但对工作的热情看不到。然而，我，虽然有热情，但能在其中起多大的效用，更看不到。”

　　现在，陈颖在工作中早已不会再做那些刚进单位时调岗位、搞创新之类的“幼稚”的事情，学会了谨言慎行。同时，她也不会去做那些她认为不好的事情，比如一些领导热衷但她觉得没意义的事，“不凑那个热闹”。

　　“我知道现在这种态度挺消极。我现在生活是稳了，但心从没有稳过。有时真想把公务员辞了，回老家做媒体去。”陈颖剖析着自己的内心想法，“但我不确定的是，这种想法到底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进入权力圈子而产生的退缩，还是因为在这里找不到成就感、真心想去做一番事业？”

　　有时，看着单位上一些比自己还小的年轻人，早已习惯这一切，很安心地在体制内按部就班时，陈颖会一下子惊醒似地提醒自己：再这样下去安稳惯了，就和他们一样了。

　　陈颖所在的城市，店铺关得早，24小时营业的，除了酒店，就只有麦当劳。尚未成家的陈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单位大楼底座上那一圈中国风的复古墙砖，在这个季节总是湿漉漉的，如同她的心情一般，总不见晴好。“是做决定的时候了。要么去做媒体，要么就往省上考，老老实实把这条路走下去。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创造多少价值，但总想趁自己年轻、有理想、有热情的时候，去发挥一下。刘景春和王敏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想，我也会的。” 陈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