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破碎化的阿拉伯世界

　　权力破碎化的阿拉伯世界

　　文|刘 怡 军史作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0世纪的产物。”这句话揭示了在阿拉伯自身民族国家建设滞后的内因之外，外部势力的插手也加剧了阿拉伯地缘版图的破碎化，从而导致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领土、人口超过3亿的阿拉伯世界缺乏核心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充当旗手角色。

　　谈论阿拉伯世界的治乱冲突，离不开对中东权力结构的历史性考察，尤其是1948年之后被强加的以色列因素，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不亚于美苏冷战的矛盾肇因。而美国在利用阿拉伯势力击退苏联人的南下后，忽略在阿富汗累积的冷战时期被掩盖的动荡因素，结果在阿以和谈停滞和海湾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催生了尾大不掉的中东恐怖主义势力，最终形成了一个西起北非、东达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动荡新月”，重现了该地区历史上力量东西向流动的图景。而2011年阿拉伯示威潮的蔓延，与外部平衡手的离场也有很大关系。

　　权力破碎化，始于一战

　　阿拉伯世界权力的破碎化，始于一战。在战前努力维系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大英帝国，在看到奥斯曼土耳其加入中欧强国集团，站到英国的对立面之后，就不再克制，宣布“保护”埃及和科威特，之后又促使阿拉伯人在中东行省发动反土耳其起义，并着手与法、俄探讨势力范围瓜分。由于受英方支持的汉志军队在麦加圣嗣长侯赛因·伊本·阿里以及英籍教官劳伦斯的率领下，先后占据亚喀巴与大马士革（英方许诺侯赛因以大马士革为都建国），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划分中占得先机，根据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海法飞地的控制权。而法国攫得东地中海沿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巴勒斯坦则由国际共管。

　　然而，《赛克斯-皮科协定》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1917年后，当协定的细节为俄国革命政府所公布，阿拉伯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另外，尽管汉志的侯赛因家族对英国征服半岛西部功劳不小，但囊括半岛中部广大地区的内志王国处在伊本·沙特家族统治下，他们与侯赛因不和；叙利亚人也拒绝服从侯赛因家族的领导，希望独立建国。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内部的这种权力分布状况，给逐渐丧失世界性领导地位的英国出了难题。

　　犹太人问题的出现，使得伦敦的矛盾角色愈加复杂化。一战期间，犹太志愿军与英阿联军并肩作战，换取了英国政府1917年一纸模糊支持犹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英国也是想借犹太人之手，排除与法国共管巴勒斯坦。但《贝尔福宣言》与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冲突，也与协约国瓜分奥斯曼的密约相悖。它的出现，使伦敦“救世主”和“殖民者”的双重身份更加矛盾，并且使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成为日后中东的矛盾焦点。

　　《贝尔福宣言》的公布以及1919年伦敦支持希腊进攻土耳其共和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破坏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础。而法国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曾在中东地区拥有军事上的存在，但在1919年出兵接收黎巴嫩，引发了阿拉伯人的抵抗。这些事实都证明，旧的方案已经不合现状，必须以新设计加以取代，这就是“委任统治”，载入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这种新安排使得当地权力结构更为碎片化，更加难以形成主导国家或者说中心国家。

　　1920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开会，确定了A类委任统治地区的具体划分方案。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获准建立独立国家，前者由法国委任统治，后者由英国托管。法国同时还获得了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关系最为复杂的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托管地，英国要保证按照《贝尔福宣言》的声明，“确保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证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与宗教权利”。这个含混的条款，埋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升级的种子。

　　至于未包含在委任统治框架内的其他中东国家的前景，事实上依然要依据其内部权力的分化而定。埃及在1922年获得名义上的完全独立，但英国继续在当地保有特权，以确保皇家海军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最大的改变源于内志-汉志战争的结果：1925年，内志军队攻克麦加，“大阿拉伯之王”侯赛因圣嗣长与长子阿里国王战败流亡，汉志王国被内志吞并。这意味着英国无法利用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遗产对汉志施加影响。伦敦不得不重新考虑更好地处理与内志王国（随后正式更名为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尽管后者在总体上依然亲英。

　　由英国托管的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新国家伊拉克，由侯赛因圣嗣长的三子费萨尔国王（1920年曾短暂成为“大叙利亚”国王，随后被法国驱逐）统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伦敦不断加快使伊拉克完全独立的进程。1932年，伊拉克作为独立国家进入了国联。1941年，德国试图扶植伊拉克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家族发动军事政变，很快在英国干预下被粉碎。

　　但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出于方便统治的考虑，伦敦支持在外约旦（今约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即外约旦哈希姆王国，由侯赛因家族的阿卜杜拉国王（伊拉克的费萨尔之兄）统治。可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企图则带来了严重冲突：在1921、1929和1936年，由于宗教和经济原因，连续发生反对犹太移民的大规模阿拉伯人暴动。1937年，参与调查巴勒斯坦骚乱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解决案：将耶路撒冷永久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南部则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该方案不能为任何一方所容。这实际上意味着妥协性的“委任统治”已难以为继。尽管英国政府在193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认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俟二战结束，独立的犹太国的建立几乎成为必然。

　　犹太人建国与美苏争霸

　　在一战后的阿拉伯半岛地区，以大英帝国为协调者、当地两大王室家族彼此抗衡牵制（源出麦加的什叶派领袖哈希姆家族控制着外约旦和伊拉克王国，信奉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伊本·沙特家族统治着沙特阿拉伯）的局面，随着二战结束和以色列国的建立而不复存在，新一轮的政治洗牌旋即开始。这一阶段，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复杂交错。

　　经前委任统治国英国认可，借助1947年联大决议，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完全兴起之前，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立，随即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参战的阿拉伯国家里，埃及的法鲁克王朝（1952年被推翻）和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1958年被推翻）意欲扩大威望，黎巴嫩要阻止叙利亚坐大，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什叶派）和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逊尼派）则要拓展本教派的势力范围。虽然阿拉伯各国都不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及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扩张，但在反以的具体操作上分歧明显。与其说“反以”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莫如说各国是以“反以”为口号和契机，企图重塑政治正当性，并开启新一轮政治现代化进程。

　　以阿盟事实上的盟主埃及为例，在1952年共和革命之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希望在阿盟内部建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此不得不担负起领导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作战的责任。1967年“六月战争”的惨败，正是埃及被“反以”口号捆绑而付出的代价。而当纳赛尔的继承者萨达特倾数年之力、在1973年10月发动卧薪尝胆的反击时，也只能勉强取得对以色列的平局。此后，萨达特摆脱“阿拉伯社会主义”束缚，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成为第一个打破对以坚冰的阿拉伯领导人；不过，这反过来又导致埃及遭阿拉伯世界排斥，萨达特本人也于1981年被暗杀。

　　类似的状况还包括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决裂——为防止巴解组织的暴力抵抗招致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也为了阻止巴人在约旦建国中之国，约旦在1970年“黑九月”强制驱逐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而窜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则引发了该国的内乱和叙利亚的插足，使泛化的阿以问题扭曲为叙利亚对阿拉伯邻国黎巴嫩的干涉。从总体上看，这种差异既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固有的权力碎片化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碎片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影响阿拉伯世界的重大因素是美苏争霸，但这并不必然与以阿冲突的语境契合。事实上，在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美苏曾进行过心照不宣的合作，共同挫败英法两国重新控制运河的企图；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战争”）后，莫斯科始终反对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实施“复仇”行动，导致埃及与苏联合作关系转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末期，美国为缓和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防止中东战争升级造成能源市场动荡，而坚决阻止以军歼灭埃及第三集团军。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阿以矛盾、美苏矛盾、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交错互动、不甚契合，使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运动缺乏确定的地理方向性，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由于时代背景，特别是美苏的介入对该地区内部权力平衡、是战是和的决定性作用，处在“边缘地带”的中东地区一直未能产生如同19世纪欧洲那样的“均势”机制，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爆发就是中东缺乏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这对后冷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政局演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