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留守”儿童：尴尬的童年

　　《环球》杂志记者/许雪毅 易萱

　　他们的父母在国外工作，他们拥有外国国籍却在中国生活。他们生活富足，金钱和高档商品源源不断从国外寄过来，他们也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视为最珍贵的宝贝。不过有时候，这些小家伙的心里也会充满迷惘——爸爸妈妈在哪里？视频电话中，千里之外的父母激动地喊着“宝宝”，他们却有些疑惑：“这是谁？”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琯头镇，这个人口只有6万多的重点侨乡里，有2000多个常被称为“洋留守”的儿童。

　　被寄回的孩子与奶粉

　　刚刚降生3个月，小宇就体验了一次国际旅行：从美国飞到琯头镇。

　　在太平洋东岸星条旗飘扬的国度，金发碧眼的美国官员留下了小宇出生时的手印、脚印，并给予他美国公民的身份，那里，还有赋予他生命的爸爸妈妈。在太平洋西岸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国家，小宇则拥有一个堆满了玩具的房间，以及宠他爱他、与他相依为命的外公外婆。

　　小宇童年真正开始的地方并非美国，而是琯头镇，这里也是他的父母出国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小宇家的一侧就是琯头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大楼里的底商是一个票务点，服务窗口特别作了区分，一个是“外籍儿童/涉外”专用窗口，另一个是“国内、国外机票确认/延期/签转”的普通中国公民服务台。旁边的一个商务机构，门口挂着醒目的布告牌，“英文翻译/代填表格/探亲预约”，专门服务“洋娃娃”。

　　琯头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萧芳多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这个闽都小镇，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出国打工，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30多个国家。打工的村民中去美国的人最多，约有4万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开餐馆，也有人经商或留学。

　　琯头镇的人出国后结婚，一般生两个孩子，部分家庭会有三四个孩子。因为村民在外大都以打工为生，不管是否有合法留境身份，生活压力都很大。这时候，照顾孩子就成为一种负担和奢望。

　　而国外对幼儿管理的规定又很严格。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很容易被举报，甚至会被判刑。所以，年轻的打工父母一般都托人把自己年幼的子女带回琯头抚养。

　　“孩子一般几个月大就被送回中国了，”萧芳多介绍，“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把美国奶粉整包整包地寄回来。”

　　初步统计，琯头小镇每年进进出出的孩子有近千个，另一个数据是，“镇里每年的银行存款能够达到10多亿元，几乎都是在国外打工的人寄回的，”萧芳多颇为自豪地说，“县里有的各种银行，我们镇里都有。”

　　无疑，镇上的“洋娃娃”过着相对奢华的生活。据琯头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林祖勋介绍，与吃母乳的孩子不同，“洋娃娃”吃的是外国奶粉。两岁后，他们开始吃当地传统的稀饭。“家里会给孩子搭配营养食材，比如小黄鱼。”不论小黄鱼的价格被炒到多高，爷爷奶奶们还是争相购买。林祖勋半开玩笑地说：“托‘洋娃娃’的福，琯头什么都贵。这些“小公民”回来，镇上的市场也跟着繁荣起来。”

　　林祖勋喜欢叫这些孩子“小公民”。在他看来，他们与镇上的其他孩子格格不入。两岁以下的“小公民”都乘坐豪华宝宝车，而普通村民的孩子都坐在大人背上的竹篓里；“小公民”从三四岁就开始穿西装革履，衣服都是从国外寄过来的洋牌子，而普通小朋友只是粗布麻衣，衣服都是自家缝制的。

　　幼儿识字挂图、儿童看图学算术、能乘坐的黄色玩具小跑车、一米多高的塑料篮球架、闪亮的玩具坦克……走进小宇的家，《环球》杂志记者好像进入了“玩具世界”，玩具多得似乎要将人“吞没”。

　　感冒初愈的小宇没有去幼儿园，而是窝在沙发上玩iPad。3岁的小宇熟练地触摸着屏幕上的彩色图标，继而跳出一个叫做“捕鱼达人”的游戏，他专注地用手指点击着屏幕。10多分钟后，小宇又转到“蔬菜歌”的界面，iPad里传出奶声奶气的童谣，他也跟着哼了几句。

　　外婆倪秀珠笑眯眯地在一边看着小外孙，问他要不要给大家唱个歌。小男孩闻若未闻，只自顾自地盯着屏幕。外婆让他转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他索性转过身去背对众人。

　　为了化解尴尬，小宇的外公姜宝兴对记者说，ipad是他们花几百美金买的。“我们两个大人还不怎么会用，宇宇每天抱着玩得不亦乐乎。平时他就用这个和爸爸妈妈视频。”

　　视频里的爸爸妈妈

　　小宇的妈妈苏奕在纽约的T-Mobile通讯公司工作，说起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送回中国，她连连表示很无奈，“小宇不得不回国，我和先生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没人能照顾他。”

　　苏奕说，一些经营生意的富裕家庭虽然把孩子留在美国，但根本没人耐心照顾。“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孩子非常自闭。他们从来不和外界交流。”

　　在她看来，美国华人圈里将孩子送回国抚养做法非常常见。

　　“我基本上每天都和儿子视频通话，我们每年都能回国，现在小宇和我相处的非常不错。”苏奕对于自己与孩子的感情培养比较满意。

　　然而另一些家庭，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由于“绿卡”、时间或路费等问题回国机会很少，他们成了电话里的声音和视频里的头像。

　　32岁的季萍在伦敦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在国外的6年多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在忙碌地制作水饺。

　　提到女儿，季萍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3年没见过她了，平时工作很忙，我只能每月和家里视频或电话一两次。”“视频的时候，我不停地叫着宝宝、宝宝，可是肉肉（女儿的小名）根本注意不到我，只玩着手里的玩具。我仿佛只是个陌生人。”

　　在季萍看来，现在除了每月汇生活费回国，她已经无法给予女儿其他关怀了。

　　但为了攒一笔钱为肉肉提供更好的生活，接女儿来英国念书，“让她也能和外国孩子一样说外语”，这几年一直饱受思念之苦的季萍，只能继续留在伦敦工作——要拿到合法的“居住权”，她还需要再忍耐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