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我想留给自己十年时间 安心做学问(图)

　　“对不起，我真的很忙。但是已经答应你了，我就一定会来。”初见钟南山院士，高大、挺拔、头发浓密乌黑，精神矍铄，步伐稳健，声音平和且洪亮，让人着实不敢相信，到今年年底，他就76岁高龄了。

　　“不好意思，刚才临时又被叫去讨论明天的会议，让你等了一会儿。这几天有很多会议要开，这下午的一点点时间，也是临时空余出来的。不过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刚从楼上急匆匆赶下来的钟南山甚至还没有坐稳，就连声对记者说着“抱歉”。

　　从2003年初非典爆发，向全国发出“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的感人呼喊，到此后屡屡直言进谏、高调问政，近十年间，钟南山被媒体和公众冠以“炮王”、“医学界良心”等诸多头衔。

　　“别人叫我注意点，少说一点。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干事，凭良心。”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

　　1936年，钟南山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不仅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更是影响钟南山一生的人。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邻居街坊时常会带着孩子到家里找父亲看病，就像是互相帮助吧。过几天孩子病好了，家长就会非常高兴，很感谢父亲。那时候从来没听说过，把人的病治好了就来送礼送钱的，多谢一声就完了，所以好有成就感。我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才学医的。”谈到自己的父亲，钟南山的声音变得低沉又缓和。

　　随后，又忽然抬起头来补充道：“我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儿科医生，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就低林巧稚一级。”

　　“一个孩子，怎么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后要做什么？”1955年，还在上高三的钟南山代表广东省参加上海全运会，400米跑了全国第三，后因家里绝不同意其从事专业体育，才补课去考了大学。

　　“大学三年半吧，其实没学什么。大学还没毕业，我就被分去做基础医学。无所谓了，服从分配吧。‘文化大革命’之后，家庭也是四分五裂。回到广州之后，我还是想做临床，想从慢性呼吸道疾病做起。”

　　在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钟南山并没有提自己在“文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 后当过工人、校报编辑、甚至被分去从事宣传工作，更没有提自己的母亲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的廖月琴，因不堪红卫兵和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话说到这里，钟南山只是微微低下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所有的往事，都在这轻轻的、几乎无从察觉的叹息中。

　　“我真正从事临床医学，是从1971年开始的。到1978年，就赶上教育部送第一批留学生出国，我记得很清楚，全国统考英文我考了52.5分！当时就以为自己没戏了。没想到全国的学生都很差，45分就及格。我们16个学生坐了九天的火车才到英国爱丁堡。火车从北京出发到蒙古乌兰巴托，再到西伯利亚，绕过贝加尔湖，一直往西走……”描述这段旅程时的钟南山，言语中有着平日面对媒体时极少见的温柔。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一切都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他欲言又止。

　　我是一个医生就要讲真话

　　1981年归国至今，早已年过古稀的钟南山仍奋斗在临床第一线，两会之前还因一位多器官损伤的病人急需手术，临时更改了行程。“这个会，那个会，不来都可以。治疗更重要，对于我、对于病人来说，都是这样。”

　　两会期间面对媒体，钟南山谈论最多的，还是医疗制度，在他看来，这是与每一位医生和患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去年两会时，吴邦国委员长在广东团听取意见时，我有一个发言机会，当时就问：为什么教育可以有立法，科技也有了，卫生就没有立法？全世界都有，为什么中国没有？”

　　“我的坚持没有反映，今年我就不再问了。”当记者问及今年为何不再提《公共卫生法》时，钟南山有些无奈：“现在中国只是立了一些局部的‘规定’，我也就不如说些具体的、细节性的问题，一点点做好它。”

　　“如今，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医疗开支只占GDP的4.8%，比发展中国家还低。投入少，又要医药分家，根本不可能。大医院里面30%至40%的收入都要靠医药，你让他怎么分家？说2015年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政府还要投入非常大的经费。以后要是真的是理想的话，政府加社会的医疗投入比例应该占到80%至90%，个人只占到10%至20%，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同样的话，钟南山在3月7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就对近百余名记者讲过。当时，有记者追问道：“您为什么会讲这些话？”钟南山立即高声回答：“什么叫为什么这样讲？难道提倡讲假话吗？为什么不能讲真话？有时候讲一些话，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医生！”

　　我是个党员只能服从分配

　　此前，面对众多媒体，钟南山都会如此评价自己五年的人大代表履职“只能算是合格。”相比起网友的评价“中国只有一个钟南山”而言，这个评价似乎太过于谦虚了。

　　人们对于曾经在非典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风骨铮铮的钟南山医生，对于能够坚持“讲真话”的钟南山代表，似乎依旧充满着留恋。

　　“你明年还会担任人大代表一职吗？”记者问。

　　“我想不会了吧。我已经很老了。”钟南山回答得轻松且愉悦。

　　“如果大家还是选你呢？”记者问。

　　“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次当选，我都没想到……”钟南山犹豫了一会儿，解释道：“因为当不当，不是我自己争取到的，也不是主要由基层群众选出来的。一般都是提名以后选举，已经制定了候选人的。你不知道吗？”

　　“或许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记者回答。

　　“我不知道。我的情况是这样：1986年，组织上忽然找我，让我当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我想，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那就当吧，也算是好好学一学。到了1992年，广州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我当时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是我是党员啊，服从分配是最基本的。你让我当，我就当了10年。”

　　“2002年，非典就来了。2005年初，吴仪副总理在一次会后把我叫到后台，说希望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我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都是卫生部长干的，我年纪也大了。她没出声，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高强打电话给我，他说已经找了上海、北京、天津的一些专家征求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考虑让我当会长。我还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当时我只是说，有一个前提，我不能脱离我的本职工作，最基本的，我还是一个大夫。”

　　“我当了三届政协委员，刚开始，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是政协委员。大概在离名单确定不到一周的时间，我才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进了政协，还是主席团成员，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又当人大代表，我从来都没有争取过。”

　　钟南山又叹了口气，“我是很想自己好好做大夫，但是如果组织让我当，我会认真把这件事做好，服从分配么。一开始会不习惯，很不适应。但是世界上的东西不都是学么？”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做行政、少做社会工作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留给自己十年，安安心心地做我的研究工作和医疗工作。不受别的干扰，不做行政，少做社会工作。”钟南山迫不及待地说：“因为我有很多科研课题、设想，还有病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您一直奋斗在第一线，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好好休息一下吗？”记者问。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休息，因为我身体很好。”钟南山的自信着实有理有据：“我的爱人最大的担心也是我的身体。不过，她的愿望也是，希望我能够少做社会和行政工作。我现在正在努力，希望人大结束后，能把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所长工作辞掉。当然，辞掉并不等于不干，而是要继续和这个团队努力下去。”

　　“这辈子，我觉得我的正业就是医疗、教学，我的副业才是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可现在不是。从1986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变。”

　　“我的理想就是，下一步希望我的呼吸疾病实验室能够成为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我们还要成立一个亚洲最大的呼吸中心，努力成为一个呼吸方面的疑难杂症中心、研究中心，一个能够自主研制一些简单、实用、价廉、安全的药物和手段的中心。”

　　“你问我会为之奋斗多久？那要看我什么时候死了！”

　　当钟南山讲出这句话的一瞬间，他狡黠地笑了。随之而来的，则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