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的艰难告别

　　58岁的周受芳最近一直心事重重，连平常最爱的篮球都不打了。

　　还有两年，到了退休年纪的周受芳就要离开打工19年的深圳宝德玩具厂，回老家去。在广西德保县兰城坡塘村，妻子、儿子、儿媳，还有可爱的小孙子，一家人都在等着他。

　　可周受芳却难以“拍拍屁股走人”。一项“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养老保险）”的模糊规定，让周受芳和他的几百名工友，很有可能失去后半生的生存保障——按月发放的养老金。

　　“我们在深圳工作了二十多年，汗水就算没有洒满，也洒了一点地方吧，可是他们都是一句‘没办法’。人家说老有所养，我们干了一辈子，老了没饭吃，没钱花……”周受芳的工友、60岁的谬洪说。

　　他们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老老实实打了几十年工，到了告别时，没想到竟然以一场罢工结尾。

　　老周的心事

放工后换上运动装去打篮球是周受芳最大的享受。摄影/赖犁

　　“罢工是不是犯法？”

　　“如果出了工厂门口，肯定是犯法。”

　　“那我再问一句，我们不出工厂门，在里面罢工有没有罪？”

　　“这个我不敢讲。”

　　“‘不敢讲’就是‘可以’。”

　　今年7月，在深圳市人大法制办，周受芳当即就在心里下了决心。

　　2013年，8月8日，深圳保德玩具厂工人周受芳和3000余名工友发起罢工，要求厂方和政府部门当面谈判，对工人要求工厂补缴所欠养老保险的问题给予解决。

　　几个月前，他们还不知道养老金可以“追缴”，更没想到，为了一场正式的谈判，几个工人代表要从4月到7月，整整折腾三个月，“区里、市里能跑的政府机构都跑了几遍”，最终却只能通过一场“罢工”换来与厂方和政府面对面的机会。

　　从1994年开始，周受芳就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宝德玩具厂打工。玩具厂“大老板”是香港人，发薪准，管理也比小厂规范，老周一呆就19年了。

　　住了上十年的40平米的员工宿舍，虽说是“回老家的时候东西都带不走”，也不知不觉自己动手做了桌子椅子，长沙发和电视柜，1997年的年历、发旧的毛主席像还一直贴在墙上。

　　他是机修工，在厂里人缘好，算是个“民意代表”，“有空调”的办公楼他也随便进出，几个厂长经常和他商量事情，要他向工友传话。他身板结实，几十年连一次医院也没进过。

　　每天放了工，周受芳都要换上运动服运动鞋，和工友们到篮球场上打两个钟头篮球。晚上饿了自己也做点宵夜，煮面条、从超市买饺子皮回来包饺子，看看电视，洗洗衣服。

　　日子一天天过着，竟然一晃就到58岁了。这个工厂里，从1989年建厂之初就进来打工的老员工都有几十个，这么多年来老乡带老乡，儿女长大了也进厂，有的甚至一家老小都在厂区生活，这里多少像是他们的“家”了。

　　这些员工多来自广东广西，也有湖南湖北和更北边的，他们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做就是小半辈子。谁也没仔细想过“退休”后的事儿。

　　可从2009年之后开始，陆续有人退休了，离厂时，他们被告知，因为他们的养老保险是从2008年才开始缴纳的，没有达到国家“缴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养老金要“泡汤”了，自己缴纳的本金可以退回去，可那没多少钱。

　　今年又有三个人要退休了。管登记材料的谬洪60岁，在厂里呆了二十多年，11月就到龄退休。女保安凌小平和流水工谢连英50岁，工龄都超过15年，比谬洪还早几个月退休。他们原本都没有奢望，直到得知可以“追缴”的政策。

　　工业区的超市旁边经常有劳工维权组织在发传单，宣传“劳动法”和“五险一金”政策。

　　4月，厂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上超市，带回来一个重大消息：今年1月1日，深圳市已经颁布了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以前欠缴的部分，可以向社保部门申请追缴。

　　这一消息在工厂老员工内炸开了锅，关心自己退休后“养老金”的工友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从2008年才开始购买养老保险、此前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工龄没有被计入缴费年限的工人。

　　如果他们的工龄全部被计入，退休以后每个月就可以领到几百元到上千元的养老金。而如果没有计入，就只能一无所有地返乡。得知这个消息，谁还坐得住？

　　还有两年，周受芳也要面对这个事实了，自己也要像那十几个已经回老家的工友一样，拖着已不再年轻的身体，成为儿子的“负担”？而如果争取到补缴，根据他的工资水平，退休以后每月还能领到1200元，这是农民出身的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都是“偷偷”实行，买没买什么保险？买了多少？什么时候又退回来了？将来怎么领？工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面对强势的工厂，他们只求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那份工资。

　　“追缴”的消息让周受芳和工友们燃起了希望。

　　可他们没有料到过程会这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