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的艰难告别

　　第一代进城“农民工”

　　周受芳是老家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人。

　　1955年，周受芳出生于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兰城坡塘村的一户农家。那里交通闭塞，出趟村、进趟城，走的山路“吓死人”。

　　改革开放初期，周受芳就“不安分”，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到邻省云南开小饭馆，开小杂货铺。没过多久，接到“禁止跨省作业”的命令，还没收回本，几个人就回老家了。

　　1993年，周受芳听附近村子的同乡讲，可以到深圳去当建筑工。守在老家没钱赚，他决定带老婆一起去去看看。走的时候，女儿12岁，儿子10岁。

　　“爸爸妈妈去挣钱，你们要好好读书，听爷爷的话。”周受芳的话在孩子那里一直挺算数，这点让他颇为欣慰。

　　1993年，深圳地王大厦已经开工，3年后，这座当年的“深圳第一楼”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

　　初到深圳，周受芳和同乡们到各建筑工地打零工。这座高速崛起的城市给他们带来新鲜和冲击，但还没让他们有能够落脚的感觉。

　　一年后，爱打篮球的周受芳在运动中认识了一个“老板”，将他和妻子介绍进宝德玩具厂工作。

　　1994年7月，周受芳正式进入宝德玩具厂，成为一名机修工。他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劳动合同，第一个月工资是480元。妻子是流水线工人。那时打工的还没有“五险一金”的概念。

　　1998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但宝德玩具厂这类“三来一补”企业并未被纳入养老保险缴纳范围内。在随后2000年的《条例》修正中，“三来一补”企业才被纳入征缴范围。

　　2001年7月，周受芳发现自己的工资里多扣了几十块钱，两个月后，多扣的又连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下来。退回时，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自己曾缴纳了两个月的“养老保险”。

　　“养儿防老”的农村观念加上厂区信息闭塞，工人们对“养老金”的问题毫不敏感。

　　2006年，《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出台，规定深圳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均可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一年后，宝德厂才为厂内工人购买了医保。不过，周受芳未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福利。

　　这年年初，周受芳的嗓子上长了个肉瘤，不疼不痒，就是影响说话，到医院一查，要动手术，当时花了3万多块，周受芳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一部分，在广州工作的女儿给了一部分。

　　“那时候我还没有医保啦，也没地方报销。”手术之后，周受芳成了“哑嗓子”，以前他最爱唱民歌，还爱唱京剧、粤剧。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出台。宝德厂正式给全体职员购买养老保险。几年之后，随着政策的透明和公益维权组织的宣传，工人们才渐渐发现，工厂在2001年给大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两月后即中断，却仍在给少数管理层职员持续缴纳。而其他几百个工龄10年以上的工人是从2008年正式购买的养老保险，从而都面临缴纳年限不满15年规定，退休时养老金“泡汤”的问题。

　　但他们“发现”得太晚了。

　　告别深圳

　　打工20年，周受芳从没敢想过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在深圳买了房就有深圳户口，但我们哪买得起，哎呀，根本没想过。我们厂外面小区的房价一个平方就8000块，三个月工资还买不到一平米呢。”

　　这些年来，他和其他工友一样，自动同城市的繁华隔离，偶尔在厂区周边龙华、观澜、凤岗的几个公园逛逛。他真正的“家”在一千公里外的德保县山村里。

　　周受芳平常吃住都在厂里，也不像年轻人一样买时兴的电子产品，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消费。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全部用来完成他的“使命”——1999年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加上之前的积蓄一共花了十几万，女儿三年中专、儿子学两年电工，每人每年都要一万块。儿女结婚、就业，自己也尽量资助。

　　每年过年回家，周受芳总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这里修修、那里补补，忙里忙外。

　　“2000年以前也想过出了厂子自己干点什么，后来想想年纪大了，以前瞎折腾也都失败了，也就算了，就这样了。”

　　资历老，仗义，肯为工人说话，周受芳在工人中颇有威信，“工人们有什么意见，厂方有什么说法，经常找我和其他代表去传话。”一般工人连厂长面都见不到，周受芳却时常进出那座办公楼。

　　周受芳打了几十年篮球，每天坚持。以前有个管工人体育活动的厂长还经常跟周受芳一起打球，组织工友活动，也一起吃过饭，说笑过，但和工人毕竟有隔阂。“我们平常有什么问题也不敢真的同他反映。”

　　直到工人们为了保险金的事找厂方谈判，周受芳才发现，即使和工人走得“很近”的领导也是“阳奉阴违”。

　　“跟我们代表说一套，却把工人叫上去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周受芳提高了声调，模仿他的语气，满是愤慨。

　　企业一方也觉得委屈。

　　宝德玩具厂企业法人代表陈文胜说：“工厂一切按法律法规来办，目前政策还不明确，和工人也一直在沟通。”

　　他还表示：“其实工厂也很困惑，政府以前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按照以前的政策评估生产成本，跟欧美市场谈价格，现在一下子把以前的推翻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大环境本来就不好，企业成本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这是历史造成的政策遗留问题，企业一直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遵照法规、履行社会责任。”

　　“罢工”之前曾帮助工人向宝德厂发起谈判邀约的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毅则称，近几年随着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制造企业转型迁厂等原因，工人追讨养老金的案子越来越多。

　　“缴纳养老金是国家义务，‘两年追缴’期限怎么能成为牺牲第一代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理由？这是工人的错吗？这是企业的错吗？这是谁的问题？”段毅说。

　　11月，没等到“细则”的谬洪只好遗憾告别，从2008年起缴纳了5年的养老保险本金没有领回，总还抱着一线希望。

　　坐上深圳去广东高州的大巴，他的身边只有几件行李，窗外光怪陆离的街景渐渐模糊。

　　周受芳和他的工友们，还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