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
罢工于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
“几千个人的罢工不容易，不安排好就会乱，要是砸坏了东西、打架，出了乱子谁担当？”周受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工人代表们早就分好了工，有“治安队”，负责维持秩序，有“通信兵”，负责通告厂外来人的消息。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勤务兵”，供应开水。
不过，那天工友们的表现让周受芳很骄傲，“很有秩序，很顺利。”
“混进”工厂的义工丁丽和同事拍下了当天罢工的几张照片。工友们或坐在林荫道、建筑物阴凉处乘凉，或三五成群站着聊天。还有一部分工人直接在工厂车间里静静坐着，只是享受着难得不用干活的闲暇。年轻的工人们表情轻松，觉得“好玩”，年长些的则略为凝重，沉默不语。
中午时段，工人们也没有“休息”，而是轮班到厂外吃饭，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结束。
当天上午，区里社保局、派出所就来人了，但直到下午才叫了几名工人代表上楼。工人和厂方被分在两间办公室，分别与政府代表谈话。
几天后，政府、厂方和工人代表正式坐在宝德厂办公室内面对面谈判。
香港“大老板”没有现身，派了一个代表过来。“6个厂方代表和8个政府代表坐在一边，我们6个工人坐在一边。你摆你的道理，我摆我的道理喽。”
原定上午9点开始，但“等这等那”，11点30人才到齐，谈到12点下班，下午两点继续，“加起来最多三个钟头。”现场没有人进行记录。
“厂方就一句话，按照法律法规办。我们只问，为什么在2001年买了两个月养老保险又退掉了？为什么一部分人买，一部分人不买？有没有政策？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们根本回答不了。政府就说，以前政策没有强制性，一部分不买也可以。讲来讲去就这样。”
谈判之后，厂方原则上同意为工人补缴，但要求按照深圳市具体法律法规操作，并出示了加盖工厂公章的简短回复：“近期部分员工提出申请追缴养老保险事，厂方同意按《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目前实行可追缴两年加利息的办法外和后续实际补缴法规办理具体事宜。”
最终，深圳市人社局则以新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社保追缴以两年为限，超过两年部分并不强制补缴，对于超过强制补缴年限的部分，细则尚未出台，目前无法操作为由，回绝了宝德厂工人代表的补缴请求。
工厂恢复了秩序，而追缴却悬而未决。
周受芳和工友们慢慢明白了，目前“症结”就在于“超过两年部分不强制补缴”的模糊规定，而执行细则迟迟未出台。另一方面，高昂的滞纳金也让企业望而却步，算下来，周受芳的养老保险若从1999年追缴，工厂需为他补缴3万元，而10年的滞纳金就高达7万元。
周受芳和工友们只能等着。
儿子打来电话“骂”他，你能有多大力量？能告过工厂和政府吗？我在家里有事做，就有你的份，你那么担心干什么？
“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的是名分。”周受芳的信念已经不似最初那样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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