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采访科威特多哈兵营的时候认识戴比·布洛克的，当时一堆记者里只有她是“embed”———这是在科威特的外国记者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大概可以翻译成“深入报道”，就是指获得美国国防部批准，深入军营，和美军一起吃住、一起进退的那种记者。她是“美国之音”电视频道记者，看模样有40多岁了，人很热情活泼，特别愿意与同行交往。不过采访多哈也数她最蹩脚，到了军营里发现摄像机的电池居然没电！结果几个小时里，别人在采访，她净忙着到处找电池了。“你说，真到打仗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谁能帮我啊”，戴比做个鬼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戴比被分派去采访海军陆战队的一部，该部队的营地位于科威特北部沙漠，是第二个靠近伊科边境的军营。3月11日就要下营地了，她希望走之前见我一次，约好10日见面，不过一直到下午6点多她才赶过来。她又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在希尔顿联军新闻中心足足浪费了一天，领了一大堆东西。美军还不发给她背包，只给了一个大黑塑料袋装这些东西。我一看，就跟国内的大垃圾袋似的。

　　其中一个小型的军用挎包，打开一看里面是黑色的防毒面具，旁边两个小口袋里各塞着三四枚针管，拇指粗细，肯定是情急时往自己身上捅的。戴比撇着嘴说：“这东西我碰都不想碰，会要了我的命的。”我知道这是实话，防化学武器针剂其实也是种毒剂，最多一次只能用两枚，以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用多了人还是得死。大塑料袋里另外装了一套防化服，外面用塑料裹着，大概三四公斤重。戴比说希望永远不打开，“因为一打开用，就得交他们200美元———我原来还以为是免费的呢”。

　　戴比之所以赶着11日前要见我，一是因为这些天她一直住在重兵把守的皇冠广场饭店，来科威特这么些天一直就没进城瞧瞧；二是她一个美国人独自在城里瞎逛也怕出危险，搭个伴就方便多了。说起明天就要扎进军营，她一脸上酷刑的表情，说今天晚上是她“最后的晚餐”了，再不看看就没机会了。

　　“你知道我们这些随军记者这几天在忙活啥？所有人都在忙机器的事，这个出问题了，那个也不灵了。昨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个老兄在那里喊，‘谁会用我的手机！’”戴比说，技术问题让所有记者头疼，到军营里，每个报道组都会被拆开，所以一旦遇到技术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没有自己人帮着调试修理，全都得傻眼。

　　戴比没想到会随军，更没想到她一个中年女人会被分到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时，她和其他十几个记者一起，参加了由美军组织的为期一周的训练。在佐治亚州的军营里，她学会了如何在跳下直升机时护着脑袋，遇到生化武器怎样在几秒钟内穿戴防化服和面具，如何包扎伤口和紧急救助，甚至还学了在坦克里发射炮弹。

　　她对随海军陆战队采访报道很是担忧。美军到现在拒绝透露都是哪些记者和她分在一个兵营，她怕到时候没人帮她，所以这几天买了好几条香烟和口香糖，到时候送给大兵们；她也准备好到兵营里跟着大兵一起说粗话，这可以让她在军营里比较受欢迎一些。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作为随军记者，戴比并不觉得有太大的自豪和荣幸，反而觉得摊上了一个难以完成的差事。她说即使冲在了前面，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到的东西就那么点，在后边的人完全可能比你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对美军安排的采访不甚满意，说在多哈兵营里，她作为一个电视记者，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拍到，“那些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说不知道”。不管随军不随军，每个记者在拿到美军发的记者证前，都必须当着一位军官的面，在几个协议上签名。其中一个类似“生死状”，声明自己的身体或仪器在战争中发生意外，跟美军没关系；另一个就是有关报道的规定，内容有四五十条，其中14种情况可以报，7种情况是有限报道，21种情况不许报。军事行动、战俘和伤亡情况是最敏感的话题。

　　晚上我陪戴比到城里逛了一圈。她对体现着科威特文化的小东西很感兴趣，买了一个戒指，一条项链。“要不是明天要收拾行装，我真想在商店逛上一天”

　　，她说，“没人喜欢战争，谁都是一样的。我真盼着这场仗两天就结束，我就不用再在军队里呆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