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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把我这个靠奖学金读完大学的农村山娃子，与比我大36岁的邓小平对接起来，使我能够全程安排和陪同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珠海‘休息’11天，亲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翻阅《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作者娓娓道出一段段新鲜而厚重的关于“小平南巡”的历史掌故。作者陈开枝。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原主席。1992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他，全程安排和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的接待和保卫工作，见证了“小平南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点点滴滴…[详细]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电话，讲了一句只有他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陈开枝立马跟南海市委领导辞别。对方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详细]

　　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小平南巡之前，曾经立下这样的规矩。“小平同志当时已经退下来了，是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身份来广东的，甚至可以说，他那时是个老百姓了。”陈开枝说。但为什么在之后的电视新闻报道中，能看到很多小平讲话的场面和内容呢？据陈开枝透露…[详细]

　　“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谈及小平南巡的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陈开枝这样比喻。“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怎么开？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199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谁能想象？！可以说，在小平南巡之后，我才对‘扭转乾坤’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理解。”…[详细]

11天改变一辈子

　　 走进陈开枝办公室，每个人的目光都会被墙上那幅虬劲的书法《永不言倦》牵引。　和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陈开枝在2005年当上了“退役老船长”。退下来的他，甚至比在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7年还要忙碌――他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常常自命“丐帮副帮主”，干一些“劝”富济贫的工作――常年奔走于广西、云南、四川、甘肃等“让人流泪的”贫苦山区，一头从城市的富商巨贾手中千方百计募集善款，一头把筹得的资金用在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身上。仅广西百色，十年间他往来扶贫，就跑了62趟。永不言倦，这是侍陪小平同志南巡11天带给他的宝贵财富。
　　 陈开枝老人把他对小平的思念，装满了整个书柜――《邓小平通传》、《邓小平年谱》、《邓小平生平全记录》，无数的历史相片、画册、VCD；他把自己对小平的思念，付诸于后半生的实践中――苦干、实干、拼命干。每当身处贫苦地区，他都会想起小平在深圳仙湖植树时说过的那句话：“要让全国人民都种一棵发财树，让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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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这一夙愿。昨天，宁波市的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了这段与“宁波帮”有关的解放思想的往事…[详细]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这位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详细]

　　“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只有孙中山先生，以及张自忠这样的民族英雄，才能以他们名字命名道路、公园。连毛主席的名字都没用来命名，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详细]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详细]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

　　 在国家资金紧张、无法照顾到的情况下，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迫形势下，是等着国家出钱办教育，还是积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办学校、搞教育？宁波大学的故事，证明了后者的选择是十分明智而必要的。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这块缺乏传统高校的地方，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
“邓小平如此亲力亲为，就是要以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打破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隔膜，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了！”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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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原来的面积是0.96平方公里，刚好是国土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老书记”吴仁宝苦心经营数十年，造就了一个极具标杆意义的农民乐土：“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本人也籍由此成为众人眼中的不老传奇。如果说当代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巨变是一个尚在延续的“大故事”，那么江阴的华西村就是其间人们不得不翻看的篇章。在这个篇章里，它有着足够精彩的曲折和悬念…[详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和狮子，象征着权威、力量和无所不能。这种乡土的传统和洋派的凯旋门、歌剧院、欧美别墅等组合在一起，构筑出开放时代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特别情境，人们行走在其间，对三十年来的变化常有恍如隔世之感…[详细]

　　真正让华西村完成原始积累的是1992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即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大发展，因此华西村要集中所有血本，奋力抢占市场…[详细]

　　在华西村停放的若干高级轿车中，一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引人注目，那是20多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1985年10月，吴仁宝慕名到大邱庄考察，两人一见如故，吴仁宝的低调谦虚，和飞扬跋扈的禹作敏相比，如同一名本分的学生…[详细]

不跟风不盲从坚持经济建设

　　 吴仁宝有句口头禅：做人一定要活络。1978年，建设塑料纺织厂时，有人提及偷偷建五金厂时的窝囊，要求把工厂建得宽敞气派，吴仁宝的回答是：“量力而行，不讲排场，等经济效益上去了，一切再商量”。小时候，吴仁宝喜欢听苏州评弹，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中的精彩片断，常被吴仁宝信手拈来。这让他和知识不高的村民沟通时，多了一个直接有效的渠道。他教育华西村干部和村民的素材，多取自流传于民间的话本故事。顺理成章地，像“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听群众话”这样顺口溜式的吴仁宝语录，村民们自然也就很容易理解。
　　 退下后，吴仁宝远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村民提到“老书记”，多的是敬重和感激。围绕老书记有颇多传奇：比如捐出5000万的巨奖、比如老两口住处仍是70年代建造的简陋楼房、比如有一斤酒量但从不在酒桌上表现，甚至于老人不喜欢坐飞机，去北京等地都甘愿开车长途颠簸等等。更为人津津乐道是吴仁宝几十年坚持的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晚上，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是两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吴仁宝借由这样的方式把握中国的时代脉搏。老人说千难万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难。一席话完，一个睿智的农民政治家形象在脑中一下子活脱起来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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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庄，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红得发紫的村庄，一个曾经令中国无数乡镇向往并效仿的地方。这个曾风云一时的“华夏第一村”，如今早已消逝在公众的视野之外。2008年初春，记者数次前往大邱庄采访，探访一个真实的大邱庄。

　昔日的大邱庄以穷著称，乡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详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天津大邱庄则成为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数据显示，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详细]

　　禹作敏被捕后，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将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街。虽然，此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步伐并没有停止，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的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这一切都使得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一道道难题摆在了大邱庄人的面前…[详细]

　　大邱庄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假如我们不进行企业改制，大邱庄恐怕度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也更不会有今天的发展。通过大邱庄人的努力，从2002年开始，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整个钢铁市场形式的变好，整个大邱庄的企业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详细]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教科书

　　 大邱庄，这个曾经的“华夏第一村”，经过了30年的坎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大邱庄之路无疑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教科书，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为我国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
　　 在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这三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村改革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大寨、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这些大名鼎鼎的村庄都吸引了各界的目光，而人称“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在经历了一番兴衰曲折之后，在人们眼中颇有一些神秘色彩。
　　 来自大邱庄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镇总面积达40.5平方公里，总人口7.5万，其中户籍人口1.7万，外来人口5.8万。全镇现有住宅、别墅338栋，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54平方米。截至目前全镇共有460余家工贸企业，涉及钢铁行业的生产性企业145家，年钢铁加工能力1700万吨，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75家，其中超10亿元的7家，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38家。由于产业集中度大，大邱庄的热轧薄板、热轧窄钢带分别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强，焊管占全国的20.6%，是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大邱庄的有关领导表示，要做大做响大邱庄品牌，把大邱庄建设成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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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1日诞生于天府之国成都，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但是，《星星》创刊不久其最初的编辑人员与大多数第一批作者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一一被“打倒”，最后迫使于1960年停刊。
　1979年，改革开放的东风让《星星》重新焕发了生机，《星星》诗刊以及以《草木篇》为代表的一批曾被错误定性的作品获得平反。…[详细]

　　当时，“朦胧诗”方兴未艾，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先后在《星星》上发表，这些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作品，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引起了诗歌界的种种非议。1979年，诗人公刘在《星星》上发表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由此展开…[详细]

　　“那真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火热，诗人梁平眼睛里闪烁着一片光芒：“人们对诗歌以及诗人的热爱，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粉丝们对明星的疯狂。”
　　晚上，“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举行颁奖典礼。“我记得颁奖典礼是在文化宫举行的”梁平深情地回忆着：“那一晚，观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详细]

　　80年代诗歌是人们生活的唯一，人们的精神生活刚刚复苏，诗歌是当时唯一能享受的精神食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详细]

21世纪网络诗歌悄然兴起：《星星》成功转型

　　“走出去、杀出一条血路”！在低谷的岁月中，《星星》人立下豪言壮语，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星星》人开始有意识的走出办公室，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诗歌的空间。《星星》发起了“中学语文诗歌取材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让海子、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入选中学教材。诗歌日渐低落，但是网络诗歌却悄然兴起。《星星》人敏锐地捕捉到诗坛上的这一新动向，于2002年5月，果断地将《星星》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保持原有风格，下半月刊则以梳理、引导和规范网络诗歌为目的，以纸版形式介入和选发国内诗歌网络站点的优秀诗歌。
　　《星星》诗刊这一顺应潮流之举，立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星星》终于在网络这一全新的领域找到了诗歌发展的沃土。到 2006年，网络诗歌发展已经趋于成熟，《星星》再次求新求变，对下半月刊再动手术，将其改为诗歌理论版，填补了中国没有诗歌理论刊物的空白。保持敏锐的时代嗅觉，《星星》始终让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列。
　　采访接近尾声，梁平主编说，他很喜欢1979年《星星》复刊时扉页上的一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我喜欢这样的表述，这句话是《星星》创始老人们心里珍藏的温暖，它还会传递给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星星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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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九会因为“傻子”二字时常从人们记忆深处泛起。年广九是和瓜子有关的传奇，传奇的要素之一是它的难以复制，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着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截面。历史总是不可理喻地选择一些人，赋予他们一个他们自己也不清晰的使命，所以年广九成了一个看似鲁莽的闯将，成了一个富人和名人，更重要的是成了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不可绕过的坐标和鲜活的证据。选择年广九的是邓小平，年广九的生意经有邓小平的三次讲话撑腰，他太感激邓小平了…[详细]

　　和众多徽商不同的是，年广九的骨子中少了一份儒，而多了几分“霸”，正是这股霸气让他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该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包括他的经商之道。“别人买一袋后，总会问这够秤么，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由于这样的“策略”，年广九被买瓜子的人喊作“傻子”。…[详细]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旋风。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东西都在银行里，有公证，”年广九说，当时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巨奖，一时间纷纷去商场购买傻子瓜子。按计划3个月，傻子瓜子可获纯利100万元…[详细]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常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块钱，但他给工人开的工资却高达五十块钱，而且管吃管喝，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工人要遵守厂规，“一共36条厂规”。在这些厂规中，有很多条值得一提：比如其中提到，休息期间品尝瓜子，答对问题就有奖，“什么火头炒的瓜子，什么好处，好处在什么地方，回答出来就是五十块钱奖金。”…[详细]

小平同志无处不在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年广九说到邓小平的时候总是带着自豪的神态，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中国南部视察时第三次提及了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那时候的年广九因为贪污、流氓罪还在监狱中。傻子瓜子那时已经在深圳有了分公司，道听途说到邓小平关注过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深圳拉横幅欢迎邓小平南巡。年广九表示那次拉横幅欢迎邓小平的主意是傻子瓜子深圳分公司的一个经理提议的，“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这条横幅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笑着说“傻子都做到深圳来了，不错”，因为这次点名，仍在狱中服刑的年广九获得了一线生机。

　　年广九说过邓小平1992年梦见了他，所以来救他，年广九也说过他在这个是他梦见了邓小平一定会来救他。这段往事在年广九的口中被演绎成了一个无法考证的传奇，成了一个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的问题，但显然年广九把自己定义为一只绚烂的蝴蝶了。年广九说他和邓小平看问题是一个高度的，他们对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意义认识得很透彻，他们都很前瞻性地意识到若干年后的下岗问题，年广九很自满地认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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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于关广梅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最后、也最深刻的印象，大概要数1987年10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被200多个中外记者的话筒、相机、摄像机团团围住，那时，她大方、热情的回应着记者们的种种提问。21年后，关广梅和那场由她引发的“姓资姓社”大讨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里无法磨灭的标志性事件。而她，却从改革先锋、新闻人物的光环和纷争中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详细]

　　1987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几个崭新的面孔引发了西方记者的好奇。时年37岁的关广梅，和其他三位企业家一起代表着1980年代末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新兴力量。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下，关广梅坦率透露了她在1986年的全部年收入：44000人民币，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12倍…[详细]

　　为了实现租赁指标，关广梅进行了领导体制、精简机构、调整劳动组织、扩大经营范围、分配制度、进货渠道等十项配套改革嘧啶了45项486条规章制度。这些制度都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成为企业的法规。按法管理、按章行事，每个职工都清楚…[详细]

　　一直以来，都有专家认为，正是《经济日报》当年的报道和由此引发的“大讨论”，让人们在积极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简单推断，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来认识问题…[详细]

先锋也是平凡人

　　1998年关广梅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是我们能查证到的关广梅最后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2008年3月中旬，与关广梅仅在退休事务上有联系的本溪市酒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近年来推了很多媒体采访的。你们不好找到她的。”几经辗转，她家里的电话“出乎意料”的打通了。“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们的关心，真的。”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依旧有风风火火的味道，却是更加坚定的拒绝。1950年出生的她现在应该58岁了，“公司不开了，什么都不干了，养老了。改革开放30年了，是值得纪念，可我没有什么可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能感觉到，她在很坚定的，回归平凡。

　　即便如此，时间回到1987年10月，十三大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关广梅面对记者们的告白，可以作为她对于改革的宣言。

　　“因为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人们思想认识和观念上的不一致，是人们在呼唤改革的共同目标下的不同认识，我能够理解他们。不管是顺利还是遇到困难，我都将坚持改革，因为改革是中国的大事所趋，不可逆转。”…[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