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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问题,摆在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来自失责官员的道歉,往往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官员向公众道歉无疑展现了中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开明进步。不过随着官员道歉渐入常态,公众已不再满足于官员的歉疚。

官员道歉: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
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
官员们的道歉背后其实“大有文章”
少数官员的道歉已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避责”的工具
道歉后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公众的最终诉求
官员的道歉成为常态后,如何担责才是官员当下的要务
本期责编:徐永刚 设计:宋明刚
官员道歉: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

官员道歉: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

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

  对于官员道歉,公众的期望只是现实一种。另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十年前,官员们似乎还不习惯向公众道歉

   2000年,河南省相继着了两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阳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两起灾难向公众道歉。如果非说有道歉官员的话,那么当时的洛阳市副市长朱广平算一个。他向遇难者亲属道歉,而道歉的原因不是就火灾发生本身,而是善后工作中的问题。

五年前,道歉取代事件本身反成媒体热点

  2003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243人遇难。中石油一位副总经理向遇难者家属道歉,这是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起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罕见地向人民两次道歉。消息传出,叫好声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为媒体新的热点。

道歉的指向由重大事故扩大到鸡毛蒜皮

   2006年5月9日,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执勤,有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闯红灯。因为铁路民警不归我管辖,我教育他后就放行了。谁知旁边一个骑车市民马上指责我们警察执法不一视同仁,我真为我们民警脸红啊!”。

深圳:道歉从制度化到选择性执行

   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关”的堵车事件,发白皮书向全体市民道歉。随后深圳再接再厉,把原本属于官员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不过,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选择性执行”,主要针对堵车之类的民生小事。几个月后,深圳发生一场大火,死亡15人,时任市长许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并没见诸报纸。

2009中国官员致歉地图
官员们的道歉背后其实“大有文章”

官员们的道歉背后其实“大有文章”

少数官员的道歉已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避责”的工具

  必须肯定,过失官员的道歉,反映了官员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官员责任边界不清、官员问责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员眼里有着特别的含义,也使得原本单纯的“道歉”,面目逐渐模糊起来。

道歉的时机选择:华南虎事件的危机公关

   2008年2月4日,在“华南虎”事件胶着之际,一直拒不认错的陕西省林业厅突然放下身段,发出一封《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此时华南虎照片的鉴定结果尚未出笼,陕西省林业厅突然道歉,反让广大网民感到错愕,随着事件发展,许多人很快认识到这是该厅在真相即将大白前的“危机公关”。这封提前出笼的致歉信,被网民指责为“毫无诚意”……[详细]

官员道歉的措辞:三鹿给上级惹麻烦的内疚

  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两次道歉,同样也未取得公众谅解。这份道歉措辞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显然道歉者经过了字斟句酌的细细思量,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然而公众舆论的批评却很直接:石家庄市政府的歉意,看来主要是出于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忏悔……[详细]

道歉背后的动机:姿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道歉背后的动机:姿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杂志,把官员道歉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加以分析。文章甚至引用专家观点,指出少数官员的道歉,已经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有网民在论坛戏称,道歉管用,要警察干嘛? [详细]

道歉后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公众的最终诉求

道歉后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公众的最终诉求

官员的道歉成为常态后,如何担责才是官员当下的要务

  今年以来,似乎是出于公众的“审美疲劳”,有影响的官员道歉事件渐渐减少。最近的一次,恐怕是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就“钓鱼”执法事件的道歉,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在这起性质恶劣、影响上海形象的事件中,目前尚无一名官员承担责任。

官员道歉其实是交给个人的道德自觉

   在我看来,针对政府部门的失职行为,应该把道歉行为交给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把责任追究交给严格的法律制度——道歉归个人,问责归制度。具有实质意义的道歉,从来都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详细]

公开道歉之后,公众更期待公开问责

  如果官员最终只是止于道歉,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但不是惩罚,而且成了奖励。一个道歉也就成了官员犯错惩罚的底线,成了官位的保护伞。套用鲁迅先生名言:世界上本没有民主,敢于问责官员的公民多了,也就成了民主。[详细]

道歉何时不是符号,问责才能成制度

道歉何时不是符号,问责才能成制度

  太多的事实表明:喧嚣如斯,问题依旧。精彩的罪己式“道歉”,仅能说明领导对问题重视了。“公开道歉”不是根治症结的良药,形成有组织的公共舆论压力和社会道德强制力,监督官员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迫使其克服行政不作为现象才是猛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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