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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6年至今,我国扶贫开发政策已走过25年,经历三次较大调整。时至今日,也暴露出“脱贫县不愿摘帽”、“当贫困县”等问题。为什么“不愿摘帽”、“争当贫困县”?是因为贫困县处在扶贫的名单中,能够获得国家在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持。但是由此也产生了问题:例如有数个县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了全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名单之中,令人唏嘘。只有建立合理退出机制,才能有利资源的更合理利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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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县级行政单位“争当贫困县”
要政策,要援助,都想要各种方便
固化的名单只能让效率降低
所以才有“不贫困的贫困县”
有进有退,才能保持制度的活力
无论贫困县、保障房还是非遗都应如此
 
众多县级行政单位争当贫困县

众多县级行政单位“争当贫困县”

 ——要政策,要援助,都想要各种方便

  我国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从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开发式扶贫方针,并划定了258个国家级贫困县。1993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制定和实施。尽管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至1993年的8000万,但国定贫困县的数量却在那时增加到592个。财政部农业司的研究报告指出,这是由于贫困县不愿放弃到手的各种补贴和优惠资源。这一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国定贫困县数量也增至82%。[详细]

一些“贫困县”早已变成“百强县”

  2001年5月,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重新认定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取消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定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并保持总数不变。截至今日,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仍延续2001年出台的“榜单”,经十年扶贫与开发,名单中贫困县的经济水平在发生变化。不少贫困县已摇身变为“百强县”,如陕西府谷县等地,依靠当地煤炭资源资源优势早已脱贫致富。[详细]

脱贫不摘帽,乃是地方利益使然

  在很多地方,部分基层干部仍然将贫困县头衔视作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而一旦被摘下这顶帽子,中央及市级财政拨付的扶贫补助资金与一些政策优惠会随之消失,各地的财政负担压力将会加大,所以很多地方就算已经在真正意义上脱贫,也不愿意“摘帽”。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勇认为,顶着“贫困帽”固然能带来优惠政策,但会始终给人“落于人后”的印象,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对外营销,各贫困区县应敢于“摘帽”。[详细]

巨额资金流入,谁会主动选择放弃

  贫困,在特定语境下俨然成了资源和财富。“贫困县”的帽子闻起来臭但吃着香,只要抢来这顶帽子,将极大地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据中央财政预算,仅2011年用于贫困县的扶贫基金就高达306亿元;不仅如此,按照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所有国家认定的贫困县都将得到中央部委的“对口扶贫”。以湖南省贫困县新化县为例,在与财政部"结对子"之后,从1994年到2006年共获得专项扶贫资金和“对口扶贫”资金就超过10亿元。[详细]

 固化的名单只能让效率降低

 ——所以才有“不贫困的贫困县”

固化的名单只能让效率降低
  改变这一状况需逐步建立“扶贫工作重点县进退机制”。有专业人士提出,一些地区把保住“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视为“政绩”之一,建立进退机制则有利于调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减贫效果和针对性。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看来,贫困县政策涉及资源优惠分配,贫困县当然不愿“摘帽”。[详细]
一旦被认定为贫困县,就占住了位置

  我国尚没有明确的“贫困县”退出机制,缺乏动态的评估体系和监督体系。一旦某县被认定为“贫困县”,除非该县自行申报“摘帽”,否则将一直能够享受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优待。这也正是很多县域早已摆脱贫困甚至跻身"百强县",却一直死抓"贫困县"帽子不放的原因。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为什么没有一种退出机制来约束“伪贫困县”呢?[详细]

需要退出机制杜绝“伪贫困县”乱象

  扶贫的终极目的是消除贫困,进而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正义,但现在暴露出的"富县戴穷帽"的问题,却消解了扶贫制度的良好初衷,甚至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要让扶贫政策和资金用在最需要救助的地区,需要有关部门形成比较完整的贫困监测和评估体系,挤干贫困统计数据中的水分,以刚性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退出机制杜绝"伪贫困县"乱象的出现。[详细]

激烈暗战进一步催生出种种状况

  正是这种巨大的诱惑导致“富县戴穷帽”现象出现,它实质上再次说明当前的扶贫制度可能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贫困县总额由国家核定,但具体名额的分配缺乏量化指标,各地方政府势必展开激烈暗战,“走后门”、“进省公关”、虚报贫困人口数量等花样层出不穷。由于这种暗中的争夺,也进一步催生了背后的种种乱象,值得人们深思。[详细]

有进有退,才能保持制度的活力

有进有退,才能保持制度的活力

——无论贫困县、保障房还是非遗都应如此

  退出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无论是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标准,既然有准入条件的存在,那么就需要与之对应的退出机制。这样,才能保证资源最有效的利用与分配,好钢能够用到刀刃上。否则,就会出现浪费与无序化,同时进一步加重了相关单位的负担。在贫困县这件事之外,很多方面能够用的上类似的退出机制,并且很多地方已经在逐步开展这种工作。有进有退,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制度的活力与有效性。

各类保障房:不再符合条件就应退出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经济状况改善,或通过购置、继承、受赠等方式取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相应的住房保障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腾退;逾期不腾退的,应当按市场价格交纳租金。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通过购置、继承、受赠等方式取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应当退出经济适用住房,或者通过补交土地收益等价款取得完全产权。

国家对“非遗”将建警告及退出机制

  许多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这种只以申遗为目的的活动,不啻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名录的退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有的地方只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视作经济资源开发,忽视按照科学规律进行保护。一些地方将非遗过度商业化、功利化的“开发”、“利用”,最终导致非遗走样,甚至面目全非。[详细]

干部退出机制:改变“能进不能出”

  2000年后,中央提出“干部能上能下,公务员能进能退”,不少地方启动改革,探索干部退出机制。“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已成为长期困扰干部工作的一个难题。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干武东告诉《望东方周刊》,从2001年起,浙江各地就对不称职干部采取了多种办法予以调整。正是这些探索,使浙江基本形成了领导干部退出机制的雏形,促成了“能者上、庸者让、劣者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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