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详细]

　　“熟人社会”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在口头传播中的放大效应，“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效应。如果舆论无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现在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压力。[详细]

　　“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由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宽广。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由于大量中青年长期不在村里，农村成员锐减，“面子”的效能难扩展，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详细]

　　随着农村“空心化”，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农村“熟人社会”已悄然发生变化。农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即符合上述论述的农村社会状况)实际上已具备了"陌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这种新现象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研究是值得加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经过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的活动后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一点应该关注。[详细]

　　白岩松说：“我们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但是(类似于温江村)这样的一种就演变成了老乡见老乡让别人的眼泪泪汪汪，这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很多人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进退两难，生活在夹层之中。在陌生社会里面他要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无法适应就只能利用熟人社会的余威：靠老乡、亲戚或者朋友。

　　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转变，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和改变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由此，基于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因“熟人圈”的萎缩而局限于相对狭窄的场域之中，相反，通行于“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获得了农民越来越多的观念认同并在其交易、交往行动中得以遵从，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详细]

　　过去，在变迁缓慢的乡村社会，行为者自小对村规民约等就相当熟悉，外在的规则逐渐被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因此，这种村规民约是村民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制度创设，而非依靠国家权力进行外在强制的结果。由此，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隐形的制度”就树立了起来。但是在现代，这一模式面临逐渐面临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而帮助进城的新一代适应就成了当务之急。[详细]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流动频繁，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信息时代到来后更甚)，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常识的社会，也是一个以信任为重要纽带关系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时期，一个在“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之间夹层中的人，就面临了转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