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保钓“生死书”

香港保钓船经历多道难关才成行在突破了两道难关后，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8月12日出海。出发之前，船上每一位保钓人士都需要签署“生死书”，表示知道这会有生命危险，一切后果自己承担。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麟介绍说，2006年10月26日，他也曾随船出海保钓，但还没出港就因严重晕船不得不下船。

主动报名，先试水，再看上船效果 14位保钓人士都是主动报名的，报完名之后还要试水，这次有从来没去过的，要先看看上船的效果。这些人中最大67岁、最年轻的30岁，很多是有经验的。除了1名澳门居民、1名大陆居民，其余都是香港居民，包括两位新闻记者。在行动上，出于安全的考虑会放弃保钓行动，这个要听船上的总指挥，没有他的命令不可以乱来，他说可以跳船了，才可以跳。

合理合法，预防事故和意外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系教授管建强介绍说，保钓人士的“生死书”是与团队负责人、活动组织者和召集人签订的，是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遵循自愿原则签署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各种意外灾害事故或者第三方加害所致的事故，防止死难者亲属追究活动组织者的麻烦。管建强认为，保钓“生死书”是合理合法的。“生死书”的签署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中国公民去中国领土，预防各种意外事故而签订的私权协定是并不触犯法律的；第二，遵循自愿原则，并没有强迫任何人签署。【详细】

两岸三地有不少大大小小的保钓组织，但基本都是民间的松散组织。有人数不等的委员，会员也是来来往往。保钓行动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保钓就是“百分百的投入”，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精力和爱国之心。保钓需要船只，船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都是委员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费用依靠海内外募捐 筹资日益艰难

日本右翼分子登钓鱼岛插旗保钓运动40年异常艰辛民间保钓的费用向来依靠海内外募捐，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网站每天都会及时公布募捐情况，而对账则需来自海峡两岸的4位保钓人员签名认同，并由身为会长的黄锡麟来签字批准，以保证有清晰的账目。“募集的资金用来买横幅这些杂物绰绰有余。”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前主席柯华说，最大的花费就是买船，其次是要购买船用的汽油以及出海需要的食物。现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要依靠市民捐款筹集资金。

资金缺口大，日本施压，租船买船都不易 香港保钓委员会有一艘自己的船“启丰二号”。“曾经有两艘，是捐款买的，但一条船一个月就要花两万多，一年要花20多万养着，所以卖了一艘，养不起”，郑海麟说。很多时候，即便是租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台湾保钓领袖黄锡麟说，“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船，有时候我跟船长都讲好了，但是船长后来都不敢把船租给我们了。”很多台湾船只都接到过日本的警告。保钓人士急需一艘自己的保钓船，“让保钓变成一种常态。”台湾的保钓联盟计划买下“全家福”号渔船。“游明川船长也同意了，目前买船差不多需要1000万元新台币。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资金缺口还是蛮大的。”

保钓人士都是老面孔 80、90后并不积极 保钓运动迄今近40年，在台湾保钓领袖黄锡麟的印象中，当时不少热血澎湃的保钓青年，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忆起当年峥嵘岁月时常泪盈于眶。反观今天香港的保钓船上，基本上都过去的老面孔，已经白发苍苍的，在30年前他们就参加过保钓的行动，到现在为止新的面孔，特别是80后、90后参与的人并不积极。壮士暮年，如何薪火相传，也是民间保钓活动亟待解决的难题。【详细】

保钓，被台湾保钓领袖黄锡麟自认为是一种与生命相伴而生的使命，“保钓，我喜欢做，甘愿做。”“大家都不容易，我们都很珍惜能走到一起的情分，出海的时候都是生死与共的。”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说。保钓不是作秀，也不是特权和福利，需要实实在在、不计较得失的付出。

李义强：花光“第一桶金”几近弹尽粮绝，将家人全部得罪

从网吧小老板到“保钓斗士” 厦门民间“保钓行动”的负责人李义强去过4次钓鱼岛。他最近一次去钓鱼岛，是在2007年10月，距今已经5年。李义强参过军，原先是厦门一家大型网吧的老板。2003年第一次出海后，他赢得“厦门班长”的称号。 现在，他称自己是“职业保钓”人士。网吧开了3年，2005年停掉，“原因不想多说，外部压力加上自己的精力不够。” 事实上，保钓出行经费昂贵，一次出行，光油料和租船费用就要6万。李义强称：“一些是靠募捐，一些则是自己掏钱。开网吧赚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经花得差不多。”

保钓是“痛苦”的。就拿2007年那次来说，虽然没有遭到日方的任何阻扰，却因风浪太大，船只颠簸得厉害，往返的4天，李义强几乎没能睡觉，回来后整个人差点虚脱。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人，“其实爱国和爱家没什么区别。”他说。尽管这些年，他因专于“保钓”将家人全部得罪，甚至到了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境况。前几天一直在准备，李义强没有上网，不过他也预见到了网上对此次行动的评价：一定是鲜明对立。一种认为他们“爱国”，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愤青”。“如果你认为我是愤青，那你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如果你的行动比我好，那我就跟你。你不拿出行动，那请你闭嘴！至少我们在做。我们参加这次‘保钓’，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点责任。”

童增：遭遇“单位辞退、家庭破裂”

童增被称为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现在能查到的民间“保钓”活动，是1996年9月，童增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将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2003年12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正式成立，童增为会长。“不过，该会只是一个名称，在大陆没有注册，事实上，我们经过努力，但还是注册不了。”

中国大陆最早的民间出海“保钓”行动，童增是组织者之一。童增现在的身份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之前，他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1991年两会期间，他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引起轰动。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国内一些“保钓”人士近况大都尴尬。如童增，虽然开了公司，但据他所说，为了“保钓”“对日索赔，”遭遇了“单位辞退、家庭破裂”。

黄锡麟：老婆说嫁错老公 处处遭台湾政府打压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黄锡麟曾经15次出海保钓，誓言“不拿回钓鱼岛，保钓行动绝不终止”，年近50的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黄锡麟先生十几年来一直投身入民间保钓运动。　对于家人对其投身保钓运动的态度，黄锡麟说，每次出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钓鱼岛流非常湍急。家人总是会担心，我老婆说嫁错老公，父母亲更是担忧我的安危。谈到这里，黄锡麟连说了两遍“我坚信，我坚持”，强调“不拿回钓鱼岛(保钓）行动永不终止”。

黄锡麟对于台湾保钓组织的现状也很无奈，他说，政府没有作为，还处处打压保钓人士，还派员收集我出海的情资，以阻饶我行动，而且也缺乏出海的经费。出海经费都是大陆、香港、澳门及海外人士赞助。黄锡麟指出，两岸政府若没有作为，受苦的还是我们台湾的渔民。黄锡麟说，我们不要有意识形态，两岸携手共同合作，把钓鱼岛给拿回来，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民间保钓空前高涨的热情也带来了新问题，回头去看，联合会常务委员们的反思很一致：“民间保钓发展得太快了，其实大家并没有准备好，没有成熟的思路来应对和引导那样的热情。”保钓内部存在分歧，去还是不去，讨论的过程很伤和气。保钓联合会内部也有各种不同思路，归纳起来：一种认为要多行动，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岛就登岛；一种认为行动要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出海多了，公众会麻木，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作秀”。

其实，民间保钓从来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思路。张立昆坚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民间的特点就是松散的、来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执己见很正常。”各执己见的人们，各自寻找同盟者，行动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还是造成了彼此的内耗、误解和伤害。

李义强用了很多时间，来反思2003到2004年间的保钓热潮。关于出海和登岛，他总会想起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说过的话：“如果出海是个连续剧，那登岛就是终结篇。”民间保钓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哪种方式才是最有价值、可持续的路径？谁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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